论毛泽东思想指导新闻工作重要性

前言：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吸引了全球各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开幕后第3天便传出轰动世界的新闻：毛泽东思想将在十八大党章修订中被修改或者被删除。这让人们再一次关注起来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和其作用性。在飞速腾达的时代，过去的思想和文化是否摒弃或者更新，成了十八大代表讨论的话题之一。在此，我们只来讨论研究毛泽东思想在新闻工作中的必要性和其新闻作品中传递的声音。

2012年11月10日，在亿万网民和关注中共十八大新闻的全球关注者的期盼下，十八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哲学博士王伟光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党的指导思想，党章中已经确定了它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不仅是卓越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写的数百篇消息、述评、评论、答记者问、调查报告、广播讲话等新闻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并且为无产阶级新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岁月的流逝尽管其作品已失去新闻价值，但其新闻语言的教育意义却历久不衰。他的诸多名篇为人们广泛传诵，树为新闻写作范例，编入大学新闻教材等，就充分显示其跨越时空的新闻语言力量。

报刊和广播电视等媒体的新闻语言，传播对象是所有社会成员，是同所有社会成员交际、沟通的工具。因此，新闻语言必须具有通用性和吸引力，才能达到预期的交流、沟通目的。具有通用性和沟通目的的新闻语言，正是人们一直呼唤、追求的具有纯洁性的新闻语言。这样的语言，读者、听众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懂，而且喜欢看，喜欢听。可见，纯洁的新闻语言能够最有效地向传播对象传播新闻内容。

毛泽东是一位历史巨人，同时也是一位从事大众传播的巨匠。学生时代他就在业余从事新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国民党宣传部机关报《政治周报》。在这以后的长期岁月，他不但非常注重抓党的新闻工作，而且亲自动手，写了大量的新闻理论、消息、时评、答记者问、调查报告、述评、社论、发言人讲话、广播讲话、编者按等。

提出新闻语言纯洁性沿用至今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不断保持党的纯洁性，才能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基础，才能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讲话后，全国新闻工作者积极学习文件精神，均认为：从一个基层党员，保持共产党员纯洁性，就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争当学习的模范、争当敬业奉献的模范、争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认真履行好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在此，我们来梳理下毛泽东对语言的纯洁性，特别是新闻语言的纯洁性所作的论述：“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等等语句的论述，加上他在其他场合的多次谈论，归纳起来，他对语言纯洁性的基本要求就是：语言要合逻辑，条理分明，反对杂乱无章。

毛泽东思想对新闻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要合乎语言规范，反对在词、语法上给读者和听众设置障碍。要言之有物，反对讲空话，搞装腔作势的形式主义党八股。要用确切的语言鲜明地亮出观点和态度，突出重点和中心，反对吞吞吐吐，含糊其词，模棱两可。要生动形象，富于新鲜的实际生活气息，活泼风趣，反对死板老套，枯燥无味。

毛泽东用自己的新闻作品，将自己对新闻语言纯洁性的要求加以具体化、规范化。他的新闻语言的纯洁性，突出表现为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和通俗易懂性。毛泽东1949年4月22日为新华社写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虽然只有是一条200多字的短新闻，却显示出语言纯洁性的许多特点，堪称典范之作。

准确性始终为新闻语言核心

新闻语言的准确性，是指新闻内容与语言形式的高度统一。毛泽东写的这条短新闻，精心选用能正确反映新闻事实，恰如其分地表情达意的词汇和语句，表达得十分精确、恰当，无懈可击，新闻内容和语言表达形式高度统一。毛泽东写的所有新闻作品，语言表达都达到了准确无误的程度。

毛泽东讲求语言的准确性，不仅表现在新闻作品的语言运用上，还表现在对发表新闻作品时是否会影响语文准确性的关注上。写的准确，发表得不准确，出了差错，语言也是不准确的。闹不好，会误事、坏事。因此，毛泽东要求发表他的新闻作品和其他作品必须严禁精细，一丝不苟，保证一字不错。一旦发现差错，毫不含糊，公开予以更正。1949年4月25日，新华社广播毛泽东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时出了语言差错。毛泽东发现后，于26日代新华社写了条更正，由新华社发表了更正书。毛泽东正是坚持了思维精确，用语准确、发表无误，才确保了新闻语言的准确性。

人们喜欢看准确无误的新闻，更喜欢看主题鲜明、立场鲜明的文字。这种阅读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分明而确定，毫不含糊的语言表达而取得的。“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毛泽东写的一句话导语，分明而确定地概括了新闻的主要事实，突出了中心，揭示了主题，语言令人一目了然，十分鲜明。

写到我军的胜利，用语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英雄式的战斗”；写道敌军的失败，用语是“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作者用富于感情色彩的语言，旗帜鲜明的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态度。

大革命时期，湖南、湖北农民起来革命，农民运动形式迅猛高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担心农民运动会影响正在濒临破裂的国共合作，是共产党丧失同盟力量，因而对农民运动提出种种非议，不予支持。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用32天时间深入调查了湖南农民运动，得出的结论是：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的很。以往的许多革命难题，农民一起来便迎刃而解。农民革命才是中国革命主流。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力量。他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敬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为。农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利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这段是新闻事实的基础上由感而发的议论，毫不顾忌上级领导人的威势，毫不遮掩，不含糊其词，而是用昭然有力的语言批驳错误见解，宣示正确见解，肯定农村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说的一清二楚。这是毛泽东为新闻语言的鲜明性所做出的示范。

在毛泽东的新闻作品中，语言的鲜明性特点表现异常突出。鲜明的语言，如实表达了他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有价值的事实所持的鲜明立场观点和鲜明感情倾向。

新时期转变身姿至关重要

“长江风平浪静”，一语双关。一方面表现长江本身的风浪状况，另一方面借用长江比喻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堪一击，难以兴风作浪进行抵抗。借喻和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加了语言的形象性，能启发读者的感悟和想象，让读者不仅有所知，还有所感，更有所思。

形象化是构成毛泽东新闻语言和其他作品语言生动性的重要因素。他经常运用比喻，比拟等形象化修辞手法，将理论观点、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发展变化情况等抽象内容形象化，使语言生动新颖，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写新闻作品，同样是经常运用多种形象化修辞手法，使语言格外形象生动。他把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比拟为人们熟悉的狗状态，具体形象，耐人寻味。这个比拟，不仅含有鲜明的鄙视、蔑视感情色彩，而且具有高度的形象概括力。毛泽东从国民党的将领们入手评述，是要将当时国民党的军情态势总括地交待一下，以说清蒋傅军是怎样走出偷袭石家庄这一步的。毛泽东来了个“死狗咬不动一根毫毛”的比拟，形成了国民党众将领和军情总状态的形象化缩影，具有很强的集中力和概括力。受众缘着这一形象化缩影浮想联翩，对国明党众将领节节溃败、全军难以收拾残局的局面会得到一个完整明晰的印象。

毛泽东在新闻作品中大量使用形象性成语，使语言变得既具体形象，又有很强的概括力、说服力和感染力。表现国民党一路败下去，用“日暮途穷”。形容敌军丧失了战斗力，用“望风披靡”、“惊弓之鸟”。描绘被围困的敌人的处境，用“山穷水尽”。表述蒋介石政权没落衰亡，用“众叛亲离”、“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新闻通俗易懂群众化更关键

京本通俗小说《冯玉梅团圆》中有一句俗语，“话须通俗方传元”语言通俗，方能使作品广为流传。这话很有道理，对当今大众传播语言提出这样的要求，也非常适合。

构成毛泽东新闻语言纯洁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正式通俗易懂，群众化。毛泽东新闻语言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通俗易懂，群众化。因此，通俗易懂，群众化，成了毛泽东新闻语言的又一重要特征。这一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时善于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方式；二是大量吸收群众语言；三是句子大都比较短，结构比较简单；四是尽可能不用生词和专门术语；五是语言简洁，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语句，不啰嗦，不拖泥带水。后四个方面大家都过眼就明白，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只说说第一方面：善于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方式。

毛泽东在新闻作品中阐明抽象、复杂的内容时，最擅长将这些内容转换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深入浅出，非常契合广大群众的理解能力和理解习惯。

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之一。决战双方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亲自指挥。在东北接连损兵折将的的蒋介石为了稳住东北阵脚，急赴东北用兵，也无济于事，47万蒋军照样连吃败仗。对于这样的东北战局，毛泽东在他为新华社写的消息《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中便作了深入浅出的表答。

毛泽东在其中运用了示现修辞手法，抓住蒋介石的特点进行形象勾画，显得如见如闻。这种通俗平易的形象语言，表现力很强。受众通过对蒋介石形态的直观感受和想象，会一目了然地看清东北战局的总趋势和蒋介石的失败记录。毛泽东给蒋介石画的这组速写画，内容很丰富，语言表达形式却高度简洁浅显，的确是深入浅出，平易中显精深。

农民在认识问题上有个特点，就是重视亲眼所见的事实所体现、证明的道理，眼见为实，也就是相信通过事实论据说明的道理。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并在1927年3月，他为了教育农民破除迷信，树立只有投身农民运动才有出路的革命理念，向农民讲了一席话中用百姓能听懂的言语告知了真实且正能量的声音。

要农民破除迷信，就得对他们进行无神论教育。如果单纯讲抽象的理论原理，比较深奥，话说少了讲不清楚，必须多说。说得再充分、严密，农民也闹不明白。毛泽东采用农民算民拜神活动的效果和农民革命活动的效果作事实论据，来说明靠迷信不灵，靠革命才灵的道理。这样讲道理符合农民认识问题上的特点，也就是事实胜于雄辩，农民很容易明白。所用的两个事实论据，都是农民自身所作所为，非常熟悉，喜闻乐见。加上语言通俗化，群众化，具有亲和性和吸引力，农民喜欢听，是抽象的无神论越发深入浅出，浅显易懂。“说的弄明都笑起来”，表明毛泽东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收到了最佳传播效果。

毛泽东经常运用讽喻修辞方法，创造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他拿与要讲的道理性质上不同而道理上类似的通俗故事或寓言作比喻，说明道理。要讲的道理是抽象的，借助与形象的故事或寓言中所包含的道理对比一下，从具体推导、过度到抽象，要讲的道理便明白易懂了。1948年底，他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讲革命进行到底》中，用一个希腊的寓言故事作比喻，论证中国人民不能怜惜反动派，要讲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

新闻中光用理性语言直接讲道理，读者只能抽象理会。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众不容易清楚。利用人们容易理解的含义浅显的寓言故事来作比喻，进行形象化辅导，讲解论证，要讲的仇隙哪个道理便会深入浅出。读者连理性思考带形象感悟，道理在心目中就变得具体、明达、深刻了。

毛泽东在其他新闻作品和文章讲话中用过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愚公移山”“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法门寺》里的贾桂”“逼上梁山”等语言故事、成语故事和文学历史故事，全都是帮助讲道理的形象辅导员。通过他们的辅导，抽象的道理全都变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读者接受了。

说故事，讲道理，不仅语言浅显通俗，言近旨深，增强了说服、论辩力量，而且避免了语言枯燥呆板，产生引人入胜，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说故事，讲道理的语言表达方法，广大群众喜闻乐见。毛泽东在新闻作品和其他体裁作品中经常使用，特出表现了毛泽东在语言表达上的很强的群众观点。

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中国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毛泽东要求新闻导语要开门见山，足以统摄、驱动全篇。这种“警策”表达方法，也是毛泽东在多种文体中经常使用的化繁为简，深入浅出，提纲挈领地向读者快递要点的语言通俗化、群众化方法。

在言论性新闻作品中，毛泽东起笔频频出警策。他提炼出复杂问题的要点，用一两句精炼概括，通俗浅显的话，把问题点透，开门见山，直奔主旨核心。

毛泽东推出了设问式警策。先提问一下，引起读者注意，启发读者思考答案，然后加以回答。自问自答不仅能抓住读者，引导读者深化认识，而且造成语言波澜起伏，活泼生动，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这样的设问式警策，将深入浅出中的“浅出”出得更明确，更突显，更具穿透力。读者一见，豁然醒目，进脑人心。

再看1941年5月16日毛泽东写的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开头：“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又是设问式警策。两句精警醒目的话，道破了创办《解放日报》的宗旨。作者将丰富的内容集中概括为聚焦式语句，高度简明，言简易丰。用设问修辞法，增强了语言的启发性和穿透力，读者能在边读边想间快速抓住要领。

毛泽东运用深入检出、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方式的例子还有好多。他不光在新闻作品中把复杂的内容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表达。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所论述的都是高深哲理。语言表达形式却是浅近明快，易识易解。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多种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方式的高手。

毛泽东具有很强的化繁为简的语言表达能力，这是他具有很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和反映能力的表现。他通过调查研究，运用逻辑思维方法和辨证思维方法、透过事物看的现象，综合概括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比起事物的现象来比较单纯、清晰。毛泽东选用深入浅出、精确透彻、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所要表达的正是他对事物的本质性、规律性的认识。这是为了内容选定了相称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

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了毛泽东的新闻语言具有纯洁的原因。根据原因正是对新闻内容有全面、深刻的认识。

传播内容是作者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传播是作者通过语言形式，将这种主观认识转化为受众主观认识。作者对客观事物只有达到全面、深刻的认识，才有可能选用最合适的语言形式来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传播给受众。如果作者对传播内容认识得不够全面、深刻，只有表面性的或一知半解的，那么无论在语言上下多大功夫，也是一笔糊涂账。

毛泽东的新闻实践表明，正是由于他对新闻内容有全面、深刻的认识，才有可能选用最合适的语言，即纯洁的语言进行表达。他是渡江战役的最高指挥者，对此役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可以说了如指掌。因此，他才可能以高度概括的构思，选用纯洁的语言，写成了《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和《<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两则消息。毛泽东针对对蒋傅军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亲自实施信息站、心理站、空城计，一纸退兵十万兵，对这场故事了解得最全面、最深刻。因此，他才选用纯洁的语言，写出了有关这场故事的新闻作品。

毛泽东的新闻语言具有纯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播新闻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读者看懂，受到影响。正是为了达到让读者看懂，受到影响的目的，他才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新闻语言纯洁化。四十年代初他就讲：“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6页）他写新闻，在语言运用上总是处处为有利于读者理解新闻内容着想，尽力使语言通用、优美，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和通俗易懂性。

毛泽东的新闻语言具有纯洁性，无疑也和他长期下苦功学习语言，不断提高语言艺术水平分不开。关于学习语言，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问中倡导向三个对象学习。这就是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这些既是毛泽东本人的经验之谈，也是对所有人适用的学习语言的基本方法，是值得当今的新闻工作者去努力的。

当今的新闻工作者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还注意向同行学习语言。这种学习也是很有必要的。不过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定要学习同行的优点，不要学习同行的缺点，是有针对性的。比如内地许多电视播音员和主持人向港台同行学习语言，不是学习人家的亲切、自然等优点，而是学习一些语病。例如电视语言中流行“那么”病毒和“其实”，完全是语言学习中的误区、偏差。这样赶赶时髦，纯属东施效颦，以病态为美，胡乱模仿。这样学习电视语言，不仅损害电视语言的纯洁性，影响传播效果，而且误导亿万观众，让大家跟上电视学语病。

毛泽东纯洁的新闻语言示范和他倡导的学习语言的正确方法，永远是增强传媒语言纯洁性的正确导向。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的成效，体现在履行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职责。因此，保持纯洁性，我们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在理论学习上走在前头，要通过科学理论的武装，打牢思想基础，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还要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将我国新闻事业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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