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船企国际仲裁两连胜 弃船风波里的翻身仗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船东“弃船”现象屡见不鲜。今年12月初，网上风传，中国民企500强——庄吉集团“倒了”，导火索就是旗下的造船子公司，因船东弃船背负了五六亿元的债务。

　　中国已成为世界造船大国，但面对国际船东为转嫁危机而做出的“恶意弃船”，中国船企要想打胜一场国际仲裁官司，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扬州首例涉外国际仲裁官司，以一家民营船企的胜利，引起了全国业界关注。

　　三份合同大蛋糕延期处罚埋伏笔

　　2006年5月1日，长江岸边，扬州江都一家造船厂与新加坡某海运公司一次签订了三份造船合同，总价27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近2000万元。船厂老板王宏亮雄心勃勃，“要把我们的船开到世界各地。”

　　第一份合同，由新加坡船东提供钢材及图纸，船厂负责建造两艘甲板驳船，年底交付。但到了10月，船厂工程师向王宏亮报告：“新加坡船东提供的角钢有裂纹，焊接出现咬边，怎么办?”“先停一停，向对方通报。”王宏亮叮嘱工程师，对造船质量要一丝不苟，方能做长远生意。

　　通报只是口头上的，没有形成书面材料。这时候，王宏亮根本没有想到，由此导致的工期延误，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对中方延期有明确的处罚规定，拖延一天，赔偿2000美元，但对于船东方面却没有制约条款，即使是怀疑船东有意刁难，故意拖延工期，中方也没有任何办法。

　　2月中旬，两艘甲板驳船终于建成交付。此时，新加坡船东仅付船款46万多美元，剩余67万多美元姗姗来迟，且没有按约给付美元，而是折合成了人民币。同时，王宏亮期待的第二份造船合同的启动，也始终不见动静。

　　国际官司打上门管辖争议找出路

　　2007年10月底，新加坡船东终于有了动静，但却不是王宏亮所期待的福音，而是一份律师函。该函称，造船厂方面延期交货91天，按约要赔偿18.2万美元，并返还剩余500顿钢材，折合人民币约400万元，船东已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起诉讼。

　　王宏亮慌了，不知道怎么办。他想到了与船厂有业务关系的法国BV船级社，他认识这家机构的一名中方雇员。“应诉。”这位中方雇员建议，同时推荐了律师刘志伟。

　　延期交付造船材料，未用美元支付余款，这都是新加坡船东的违约之处。但从哪儿下手，很有讲究。

　　刘志伟仔细阅读了双方的合同文本，终于发现了一个细节：新加坡船东所持有合同，对纠纷管辖地的约定是印刷体的“SINGAPORE”;而在造船厂所持合同中，印刷体的“SINGAPORE”被划去，代之以手写的“Hongkong”字样。

　　刘志伟找到了发力点，他随即代表造船厂，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发出了律师函，指出两份合同文本存在的管辖矛盾。据此，新加坡船东的仲裁申请，被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撤销。

　　移师香港再起诉精心设计留漏洞

　　时间又过去了9个月，王宏亮以为，新加坡船东会就此偃旗息鼓。但他又想错了。

　　2008年9月初，新加坡船东改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诉讼，请求内容依然是两项：一是延期赔偿，二是返还钢材。

　　此时，国际金融危机正从美国向世界各地蔓延。国际航运业受到冲击。这时候，对一个船东而言，索赔或许多少可以抵御一下冲击。而新加坡船东的诉讼请求，获得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受理。

　　刘志伟再次发出律师函指出管辖地异议。根据国际仲裁规则，争议双方须对管辖地约定一致，或均同意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管辖。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撤销仲裁后，双方并未就香港管辖达成一致。

　　不过，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还是受理了新加坡船东的诉讼。

　　“与国外律师交手，就是一场防御与反击战。”刘志伟说，提出管辖地异议，是一种防御，接下来就要展开反击战了。

　　“官司已经受理，我方必须应诉，但关键是如何提交证据。”刘志伟说，“打国际仲裁官司，要逐步提交证据，一旦提交，就被固定，不好反悔。”

　　“给对方留一点漏洞，让对方提交对我们更有利的证据，这比我们直接提交，更能获得仲裁庭的信任。”刘志伟开始了精心的设计。

　　2009年初，刘志伟拟出了一份律师函，发给新加坡船东，而不是直接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律师函指出：尽管我方合同的纠纷管辖地是香港，但贵方支付船款时，未能按约全部用美元支付，同时贵方与我方共签订三份造船合同，至今尚有两份合同没有履行……

　　果不出所料，为了证明中方船厂已经承认“香港管辖”，新加坡船东提交了这份律师函。

　　“这份律师函提交仲裁庭后，既让仲裁员看到了‘管辖地是香港’，也让仲裁员看到了新加坡船东的违约之处。”

　　防守反击败对手弃船官司再显威

　　对律师函中指出的船东违约，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要求船厂提供证据。两份合同未履行，有文本为证。而对于未用美元支付，刘志伟不是简单提交证据，而是变被动为主动，展开进一步反击——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反请求”：由于新加坡船东将67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支付，未按合同支付美元，致我方无法到外汇管理局核销退税，造成我方损失300万元人民币。同时造船厂提交了一份证据，即被外汇管理部门处罚2.5万元的罚单。

　　这时候，防御方与进攻方完全换了位置。直到2011年底，诉讼过了两年有效期，新加坡船东再无任何动静，这标志着这场国际仲裁案，以中方获胜而告终。“对方以500吨钢材，折抵我方退税损失。”

　　在这场官司进行到尾声时，王宏亮又经历了一次外方“弃船危机”。

　　2010年，荷兰船东订购了两艘船舶，经两家中国公司转手，订单到了王宏亮手中。交船时间将至，荷兰船东突然提高了船舶验收标准——焊接X光照片百分百合格。“他们心知肚明，中国民营企业根本做不到。”王宏亮说。

　　实际上，荷兰船东想以此为要挟，索回15%的首付款，最终达到“弃船”目的。“当时正与新加坡船东交手，我们获胜在望，所以对再打国际仲裁官司，心里有底。”王宏亮又找到刘志伟，果断诉讼。

　　“第一场官司，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到了第二场，就掌握了更多的诉讼技巧。”第二次国际仲裁的获胜为船厂讨回2000万元船款，而合约中间商——两家中国公司，一家损失数百万元，另一家则陷入破产。(文中“王宏亮”为化名)

　　“弃船时代”的自我保护

　　在当前航运市场低迷、造船新接订单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弃船”现象屡见不鲜。在此情境下，我国船企更需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谨防船东“转嫁风险”。

　　这其中，订立一份规范的造船合同显得尤为重要。在签订合同时，对船东的苛刻要求，船企需据理力争，切勿因急于签约而将“话语权”让给船东。

　　另外，中外法律差异是我国船企在国际仲裁中“不讨好”的关键因素。造船合同中常有域外仲裁条款，这需要船企及时了解英美法系的最新发展，或聘请熟知国际法律条例的律师做“外援”，防范合同中潜在的法律风险。

　　当然，有了规范的合同，船企还需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保证公司运作有章可循、有据可查。这样即使与船东“对薄公堂”，也能拿出有力的证物、证言保障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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