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经济30强：一半多在长三角，北方也有亮点

 　　2020年中国大部分城市的GDP数据已经公布。前30强的城市，是由4个计划单列市(除厦门以外的计划单列市)、4个直辖市、11个省会及11个地级市构成的。

　　过去，我们的目光习惯于集中在星光闪耀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而那些普通地级市在不具有政策优势的条件下突出重围，也值得一书。

　　尤其是中国城市经济30强，每一个都 “骨骼清奇”，未来20年，很可能极大地改变中国区域经济的竞争格局。

　　文 | 彭艳秋

　　本文转载自《南风窗》旗下微信公众号“江南智造总局”(ID：SouthReviews_csj)，原文首发于2021年3月3日，原标题为《这个群体正改变中国经济版图》，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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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多在长三角

　　除了苏州无锡这样已走在聚光灯下的城市，30强的地级市依次是：佛山、泉州、南通、东莞、烟台、常州、徐州、唐山和温州。

　　地级市在万亿阵营的有5座：苏州、无锡、佛山、泉州和南通。烟台与东莞断层严重，从9字头到7字头，东莞9650.19亿，烟台7816.42亿。除烟台外，七千亿到八千亿这个区间的还有3座：常州、徐州、唐山。30强的最后一个地级市温州为6870.9亿。

　　这11座地级市中，广义长三角的城市有6座，此次我们将视野放到长三角之外的城市来进行观察，看看能提供怎样的镜鉴意义。

　　首先是佛山，靠着乡镇制造业，佛山在中国工业化浪潮中竞得一席之地。改革开放至今，佛山GDP从1978年的12.96亿元增至2020年的1.08万亿元，增长830倍左右，而工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13.72亿元增至2019年的2.32万亿元，增长1690倍，增势之猛远胜于前者。

　　从GDP增速来看，佛山近几年明显放慢。过去10年，从11位到17位，被成都、郑州、宁波、武汉等城市反超。制造业的利润率走低趋势，使得传统制造业重镇增长乏力。佛山也意识到了，正在探索新的增长点。

　　佛山

　　泉州，经济总量连续22年居福建省首位。与东莞、深圳相似，从“三来一补”起步，经历了贴牌加工、自主品牌生产循序渐进升级的过程，同时也经历了从“满天星星”到“一镇一品”，再到专业化、特色化工业园，从企业到形成产业再到发展产业集群的道路。

　　2001年中国加入WTO，苏州、东莞、泉州、温州等外贸城市显山露水。与2015年相比，泉州排名增长5位。大众所熟知的“晋江经验”及其丰富延伸的“泉州模式”，与“温州模式”一样，具有时光烙印。

　　东莞2020年没能成功迈入万亿阵营，但其制造业底子深厚，这座城市转型升级较早，2008年后对服装、玩具等传统制造业进行了转移。目前，智能手机产业成为其代表性的产业。松山湖是东莞新的增长极。

　　如东莞、泉州这样的传统制造业重镇，在尊重产业发展循序渐进规律的基础上，他们的下一步走位大体是，如同以前拥有众多加工贸易工厂一样，形成科研型、技术型企业遍地开花的态势，形成电子信息产业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产业集聚效应。而这个过程，是需要耐心和“忍得住”的意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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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也有亮点

　　烟台是山东除了青岛、济南“双子星”之外的省内经济第三市。2004年，烟台经济总量超过省会济南，并在之后保持持续领先，直到2018年济南实现反超。两个历史高光期(十九世纪60年代开埠及上世纪80年代开放港口城市)，积淀了烟台的工业基础和商业文化。

　　烟台在山东经济体系中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2011年5月正海磁材上市之后，烟台A股上市公司数量超越此前多年一直保持第一的济南，自此之后，烟台摘得山东省上市公司数量桂冠，长达9年。直到2020年7月8日，青岛随着酷特智能深交所敲钟成功，成功超越烟台。

　　烟台

　　烟台众多的上市公司中，高新企业数量占比不高。部分早期赖以生存的传统行业在新的阶段成了需要改造的对象。仔细分析烟台工业的“成色”，工业“换挡”，新旧动能转换，其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期。

　　唐山，过去经济以钢铁、煤炭等重要工业品为主，开滦煤矿，几乎是一个历史符号。2008年中国的出口受到挑战，信贷和投资进入到铁公基项目，天津、重庆、唐山等城市成为这个时期的明星城市。2015年前后的去库存、去杠杆、供给侧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逆势而上，唐山开始渐露疲态，从2009年的第18位掉落到2020年的第28位。

　　这也是中国部分重工业城市经历疼痛的一面缩影。如今的唐山，朝着高铁装备、特种机器人、港口等方向，酝酿与壮大新的产业机会。作为河北省的经济第一市，肩扛重任路阻且长。

　　当我们把视野放到更广的普通地级市排名前20的名单：后面还有扬州、绍兴、盐城、潍坊、嘉兴、泰州、台州、洛阳和临沂。分省份来看，上述20强中，江苏占8个，浙江占4个，山东占3个，广东2个，福建河北河南各1个。

　　制表：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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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约束，利用“约束”

　　除了自身的努力，也有外部条件约束。

　　比如与大城市的距离。和苏州相似，无锡、东莞、常州、南通、嘉兴、绍兴、佛山等城市靠近一线城市或二线龙头城市，但一些制造业大市如泉州、徐州、温州、烟台等，远离一线或二线龙头，转型升级面临的难度更大，付出的努力也要更多。

　　比如，2020年泉州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为1037家，比2019年的685家增长51.4%;烟台1120家，比上年增长36%。增速喜人，但仍然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同量级地级市差距较大，东莞2019年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超6200家。

　　泉州

　　另外，也与中国经济主导方向有一定关系。

　　数据显示，1985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23%左右，到2006年超过60%，而到了2019年，外贸依存度回落到30%左右。外贸依存度降低的背后是内需的崛起。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基本脉络是，从出口驱动到投资驱动，再到消费驱动。

　　对于出口、工业、消费型兼具的综合实力强劲的城市，在国家经济主导方向变化时，显示出较强的抗周期韧性，而结构较为单一的城市，可能会随着周期的变化有较大的波动。

　　南北方城市位次的替换与变化，也与此有一定关联。除了自身的发展限制，还因为在消费主导中国经济的今天，北方城市的商业氛围、服务意识相较于南方偏弱，这加速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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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的“硬道理”

　　尽管各自都有烦恼和困境，甚至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但观察这些没有“外挂”的地级市是如何拼杀闯入高手云集的30强，对于后进之城具有意义。除去上文所述的部分外部影响因素，我们来看内部要素。

　　中国经济发展周期会影响活跃在历史舞台的角色变化，但也可以找到他们的共通之处：基本都是制造业重镇，民营经济又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苏州、东莞等地级市从起步时的“小”、“专”、“活”，转型到外向型的市场经济，经历了“引进外资、发展民资”的初步发展阶段，到迈步发展品牌经济和集群经济的调整巩固阶段，再到产业优化和技术创新的转型提升阶段。产业变迁也遵循事物的一般规律：发展跃升都要经历渐变的过程，只有在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才可能产生质的飞跃。

　　另外，在多次国际经济变化形势中，能明显察觉到民营经济的两面性，一是由于其灵活性，能够通过快速反应抵御外部风险，但同时也因为民营经济本身的抗风险能力较差，在遭遇重大环境变化时会表现出其脆弱性。

　　还有部分地级市，发展主张及资本来源属于内生性城市，专注于培育本土企业的成长。该模式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见效”，但相对更为扎实，能够有机会催生本土大品牌企业。也降低因外资撤离、外部环境巨大变化附加的风险。

　　以外向型制造业和民营经济为主的城市，在面临外部形势变化时其经济呈现出规律性的跌宕。但从这些地级市的经济变迁基本可以看出，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城市综合实力与社会财富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发达的实体经济，对于地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抵御风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说，具有深远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讲，城市的“江湖地位”并不会因为一时的“政策优势”而出现提升，实体经济才永远都是江湖座次的基础。作为中国经济地理单位中一直都缺乏“政策优势”的群体，大量超级地级市的陆续崛起，正好说明了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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