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博华：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和真谛是什么

 　　王多：《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年版)》(以下简称《讲义》)写作的大致背景，您能介绍下吗?

　　米博华：这部讲义，是在中宣部组织和领导下，由一些老新闻工作者共同完成的一项理论建设工程。工作于2017年春季启动，夏季完成了初稿。因为秋季将召开十九大，所以这项工作要与贯彻十九大精神相衔接。2018年春节过后，编写组进行了一次集体统改，初步定稿。书稿设计，一开始就很明确。一，尽可能全面汇集总书记十八大以来关于新闻工作重要论述。二，不搞讲话摘编，而是对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一系列重要文献梳理和论述，力求体现思想逻辑清晰，学理脉络完整。三，读者对象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和大专院校新闻专业的老师、学生;也面向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政干部。四，提供一个简明清晰的大纲而非教科书，使大家便于联系实际开展培训和教学工作。五，之所以叫2018年版，主要是考虑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际工作需要，可以不断做出修订，使之更加完善。

　　王多：您觉得《讲义》最大的亮点和特点在哪里?

　　米博华：我觉得， 这本书最大亮点，是把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等，纳入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中。因应新时代发生的新变化，新闻理论应该有新阐述。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既体现了总书记本人对新闻工作的深刻思考和独特创见，也是对我们党关于新闻工作形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归纳和总结，更是在新时代做好新闻工作基本遵循。

　　还有一个大的亮点，是鲜明的中国特色。近代以来，从最早的报纸到后来的广播电视，一直到今天的互联网、多媒体。技术进步没有国界，但作为特定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则有着巨大差异。这一点毋需回避。别的国家，我们不去说它;对我们来说，判断新闻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根本标准是符合不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不符合老百姓利益。改革开放以其巨大成功证明，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闻工作理论方针政策，也即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符合中国国情，符合老百姓切身利益，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好不好、对不对、行不行，得用事实说话。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

　　王多：《讲义》的出版，对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有哪些现实的指导意义?

　　米博华：这个问题问得好。新闻理论从来都不应该是远离现实的抽象教条，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新闻理论的意义在于，必须回答实践中的真问题，对工作有指导意义。

　　关于这一点，或许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是什么，干什么，怎样干。首先是对新闻工作有明确定位。总书记讲的很清楚，“治国理政，定国安邦”，言简意赅，真谛所在。还有，如“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这是多年以来强调的一个根本遵循。

　　特别是，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新闻舆论工作，总书记讲的相当充分。强调，当今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包括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等等。从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到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新时代新闻事业怎样干?可以讲很多内容，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创新引领。

　　王多：这本书为什么叫《讲义》?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一部新闻学教材?是新闻实践的指导性文献?或者说，采用讲义这种形式或者体例，是出于什么考虑?

　　米博华：参加书稿讨论过程中，曾多次议论书名。各位编写组成员和同志也都有很好的意见建议。我理解，定名为讲义，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新闻界贯彻十九大精神特别是学习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提供一个比较权威和规范的版本。同时，也为新闻学教学和科研提供一个基本遵循。我理解，全面系统论述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需要有个过程，才刚刚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出版一本较为系统讲义而非专著，也是一种严肃的治学态度和严谨学风。当然，作为培训和教学专门使用，反复打磨，也是构建理论体系的重要工作。

　　王多：《讲义》的出版，被新闻界视为一部集中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著作。我们注意到，很多内容在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十九大报告等诸多文献中，均有所反映，这次集中在《讲义》中呈现，怎样评估其主要意义。

　　米博华：毫无疑问，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是力图全面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家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努力去做，但能不能达到比较高的要求，要读者来评价，要时间去检验。应当说，在收集和研究文献方面，编写组的同志是下了很大的工夫，尽可能做到言之有据，原汁原味。在撰写文稿过程中，同事们是严肃认真的，反复斟酌反复修改。据我所知，不少重要论述是首次披露，目的都是为了解读和阐述的更加完整准确。

　　我觉得，科学理论当然应该具有稳定、恒久特征，原理应该反映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性。但科学理论的这个特征恰恰必须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丰富、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同样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

　　王多：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论述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能否帮我们解读一下。

　　米博华：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应该说，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关于新闻工作方针政策的经验总结和实践结晶。我认为，比较准确的表述是——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多：我们注意到有权威媒体把《讲义》的主要内容，总结为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七个新”，您如何看待“这七个新”?

　　米博华：我认为，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内在关系讲清楚，是新闻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这“七个新”放在“马新观”的新发展这一背景下加以论述，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努力。

　　我们不是为了说“马新观”而说“马新观”，更不必生吞活剥、强拉硬拽。文中归纳的“七个新”，正是通过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对“马新观”作出新的概括。如果注意研究，会发现“七个新”，有的是对既往方针政策的重申和完善，更多的是对“马新观”思想内涵作出新的界说和阐述。应该说，“七个新”概括意在表明，迎向新时代，必须围绕“两个一百年”目标，聚焦当下改革发展任务，研究新情况，正视新矛盾，解决新问题。

　　王多：我们感觉这本书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指导意义，也就是说非常接地气。尤其是关于舆论斗争与互联网这两部分内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上观新闻”是主流党报新媒体转型的产品，总书记对这方面的表述让我们感到非常解渴。

　　米博华：是的，同意你的看法，很解渴。

　　必须承认，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和互联网飞速发展，我们面临的舆论环境更加复杂。舆论交锋在网上表现尤其明显。一个重要判断是：一方面，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综合国力增强，整个外部世界需要重新界定与调整与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着极其深刻变化，矛盾摩擦会有所增加，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思想观点的交流交锋是正常的。特别是在开放情势下，舆论斗争不会淡化，而会更复杂甚至激烈。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社会舆论就相当活跃，不同观点对冲对撞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可能要持续相当长时间，今后或会渐成常态。

　　总书记多次强调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是极其重要论断。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这样或那样事情，主流媒体要有一个明确态度。这不能含糊。事实上，网上舆论大都有或隐或显的政治倾向，“政治化”去不掉，“意识形态色彩”去不掉。主张 “去意识形态化”，不过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传播出来。因此，主流媒体应该担负起这样政治责任：一，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亮出自己的旗帜，不能含糊其辞。二，要是非分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表明自己的立场。倡导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三，遇有重大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一定要主动担当，释惑解疑，还原真相，澄清是非。四，主流媒体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不能只顾流量、卖点而迎合低俗情趣，不能任由偏激情绪释放而放弃引导责任，不能把新闻媒体当作“公司”来经营与治理。

　　王多：国际传播是《讲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色，这是对新时代新闻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思考。

　　米博华：《讲义》单辟一讲论述国际传播，说明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正如总书记所说，“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

　　我认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呈正向关系。弱国没有发言权，也不会有影响力;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发言权和影响力大幅度提升是很自然的。

　　之所以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绝对不是我们对输出意识形态有什么兴趣，中国一向尊重各国文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性独立性多样性。坦率说，在相当长时间直到今天，一些西方主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片面的、扭曲的、负面的，所以“中国崩溃”和“中国威胁”胡编乱造假新闻从未减少。另一方面，在国际话语权方面，西方始终独霸道义制高点，对中国内政说三到四、歪曲抹黑。

　　无论从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还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这种状况都必须改变。

　　在国际社会，“言说”是极其重要的。这方面我们还不太自觉、不太熟练，“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列入新闻舆论工作总体发展战略，既正当其时，又富有远见。

　　王多：您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们习近平新闻宣传工作指导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吗?

　　米博华：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主线;这同样是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和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