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的转向与形象产业的隐忧

　　“视觉文化”作为概念，最早是著名匈牙利美学家贝拉·巴拉兹在1913年提出来的。那些以图像符号为构成元素、以视知觉可以感知的样式为外在表现形态的文化统称为“视觉文化”。有人说它是“大众文化”的代名词，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化身，不管文化界如何争论，视觉文化以它强大的世俗力量正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

　　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的：“我坚信，当代文化正逐渐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观众。”视觉文化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着一种新传播理念的拓展和形成，更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

　　对于视觉文化广泛传播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即由审美泛化带来的文化状态，波德里亚称之为“超美学”(Transaesthetics)，意思是艺术形式已经渗透到一切对象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美学符号”。他认为，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情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归于艺术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现实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使我们跨进了一种超现实状态。对波德里亚来说，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高悬于现实之上的精神活动，它进入了无所不在的广泛领域。

　　由于电脑技术的高度发展，当今的文化生产变成了一种“图像制造与合成的游戏”、“人工智能形式的操作游戏”;这种图像并不产生于经验以及人对客观事物的感知，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或描述，而是通过电脑程序的逻辑运作制造出来的，往往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虚幻的东西。而文化生产方式、知觉和传播方式的彻底改变，又导致了一种新的“想象力”的产生与发展——这种想象力与人的想象力不同，它是“由内向外”产生，即由电脑的逻辑运作能力和联想能力激发出来的;它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图像制造与合成潜力的开发，是一种创意能力、设计能力和技术操作能力的体现。20世纪后期以来，许多杰出的电影和电视作品如《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蜘蛛侠》，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如“新媒体艺术”、“声光造型艺术”等等，便是这种想象力运用的具体范例。这些也促使人类文化由一种高雅的思想道德教化工具与审美形式，逐渐向“文化消费品”及一种大众娱乐方式过渡。

　　当前出版物中图像化的倾向愈加显著，如果说过去的插图本读物是图像说明文字的话，那么，如今的游戏规则似乎颠倒过来，是用文字来说明图像。文字报道一经电视“图像化”，便成为“公众事件”，增加了报道的分量和影响力。单纯的文字消息缺乏电视图像震撼人心的直观效果。文字记者和电视人之间的关系，似乎重复了小说家和导演的关系。因为道理很简单，“看”比“读”更煽情也更有诱惑力。所以，不“读小说”转而“看电影”，不读名著而看电视剧，成为当今的一种普遍取向。这种现象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突出特征，亦是全球文化的普遍景观。甚至有专家学者称，“语言的转向”大势已去，“视觉的转向”在所难免。这不仅因为人们爱看直观感性的图像，而且因为当代社会有一个日益庞大的“形象产业”，有一个日益更新的“形象”生产传播的技术革命，有一个日益膨胀的视觉“盛宴”的欲望需求。在这种状况下，“形象就是资本”，“图像媒体就是权力”一类的表述便不难理解了。试想一下，如果每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不是电视图像的直播，而是电台广播，那会多么地索然无味，恐难有央视骄傲地对外宣布令世界惊讶的高收视率;同样，“第五代导演”比他们的前辈更娴熟地把玩了电影的视觉性，把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为中国电影争得了荣誉。

　　视觉文化以影像为中心，改变了以文字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形态;视觉文化是在高科技的支撑下回归人类认知的童年，是最贴近自然又最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综合性文化。视觉文化的视觉美是外在的结果或形式，境界美才是内在的或核心的内容;视觉文化不仅关注美的形式，更应该关注美的内涵意义。

　　然而，现实状况却是喜忧参半。视觉文化转向引起了大众经验的重构，同时，审美性的低限与技术性的歧路也预示了一种隐忧;现代电子图像传媒具有启蒙性拓展与权力性隐蔽的双重属性，而景观电影在凸现视觉性的同时带来了意义场虚设的实效。我们越来越受制于以形象来理解世界和我们自己。在形象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中，景象或景观取得了主导地位，视觉文化的基本样式明显具有转向景观的趋向。

　　技术的发展虽然为电影艺术获得新生创造了条件，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出现为电影艺术创作扩展了极大的表现空间和表现能力。但技术不能代替人的思考，电影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叙事，即要给观众讲个什么样的故事，这种渗透着导演的构思创造、包含着人文内涵的东西，是技术无法代替的。过度痴迷于技术，只会使电影在“视觉奇观”的外表下回到游戏和杂耍的时代。

　　诚然，数字技术可以让电影展示现实空间、非现实空间以及现实中人类自身无法经历的环境，使电影书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数字化的技术特性具有自身的限度，过犹不及，“数字化生存”的技术和“艺术化生存”的人文相互协调，才能实现数字艺术的平衡发展。

　　在消费主义独步天下的传媒时代，面对由数码技术全力打造的幻觉人生，艺术家的伦理立场不能丢、就重大现实问题大声说真话的勇气不能没有。当代电影人如果能超越理念层面的社会忧患与艺术伦理，感同身受地融入自己的影像创作，以电影艺术的独特媒介形式，细腻地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悟，那样才是真正“德艺双馨”的电影艺术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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