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与“金融业”,在价值的天秤上仿佛各踞一端,看似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过,有产经专家却点明个中相通之处:两者同属于广州发展现代服务业。从2009年开始,在天河员村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名片”定位上的特殊变迁:2009年,广州成立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提出把员村沿江一带打造成“北岸文化码头”,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样板;2011年8月,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提出在员村建设金融城,打造成广州新名片。
同一片土地,从“文化创意产业”到“金融业”的定位转变,浓缩的其实是城市发展过程的各种纠结。
溯源:产业的转型升级
1998年,文化部设立了文化产业司,标志着我国政府正式将文化产业纳入政府工作体系。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比较系统地制定了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
这一年,文化产业概念出现在中央的正式文件里。
至于在文化产业中,添加“创意”二字,则很大程度是借鉴了英国人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概念。当时的英国中心城区,遍布工厂厂房和仓库,但事实上,当中的工业都全部转移出去了。加之那个时期的英国,面临高企的就业压力,一批艺术家开始在旧厂房里发展创意产业。
有专家分析,进入21世纪后,包括广州在内的一些中国大城市,也遇到与英国相似的情况,开始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这背后体现的,其实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
迈步:创意产业领导小组成立
2009年12月,广州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在“顶层设计”上,有了实质性的迈步。
月初,广州文化创意行业协会正式成立并揭牌。
月中,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成立。当天,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还前往员村调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分别考察了临江大道南方面粉厂码头、市民活动广场、员村热电厂、红专厂艺术设计公司及部分文化创意企业,研究部署加快发展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工作。
张广宁还提出,在濒临珠江的员村老工业厂房一带建设“广州北岸文化码头”的设想,力争用5年时间,把“北岸文化码头”打造成广州名片,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样板。
停滞:政策3年未成系统
不过时至今日,市领导曾经“预告”的创意产业园相关政策,仍未能见到系统地形成。有专家分析,这些政策大多都零碎地分散在各个部门或者不同的领域里,没有形成合力。
比如,在发展动漫产业方面,广州曾率全国之先出台了被称为44号文和45号文的《广州市进一步扶持软件和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加快软件和动漫产业发展的意见》。然而今日,这两份文件均已过5年的期限,失效,且并未有得到更新。
2009年,海珠区出台了《海珠区创意产业基地(园区)认定和扶持办法》,不过,这一范例并没有扩展到全市。对于发展创意产业园,广州至今还看不到专门的、有统领意义的文件。
倒是2010年9月,广州出台的“退二进三旧厂房改造办法”,让不少人揣摩到政府的部分蓝图规划。根据该办法,旧厂房改造后的使用功能限制用作餐饮娱乐,不得用作商品房,鼓励用作时尚艺术设计等创意产业。
办法还规定,改造后旧厂房属于临时建筑,不可办理产权证,但其使用期限可以延长到6年。6年期满后,经营企业仍可以再向规划部门申请延期。
较量:创意产业和金融业之间
近日,红专厂可能要为金融城“让路”的新闻,让许多人联想到,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和“金融业”之间的选择取舍。事实上,广州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两者都占据重要地位。
2011年5月,时任市委书记张广宁就广州市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做法和成效,向珠三角城市介绍经验。其间,他特意强调了“金融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张广宁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一批企业通过“腾笼换鸟”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建成包括信义会馆、TIT创意园、太古仓等。2010年,全市金融业增加值占G D P比重达到6 .2%。他还说,广州计划打造珠江新城-员村金融商务区和广州金融创新服务区。
转变:“G D P”导向起作用
2011年8月,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由时任副省长宋海担任组长,时任广州市市长万庆良担任常务副组长。同年11月,该领导小组在广州召开成立后首次会议。
会上透露,广州将打造面积达5 .5平方公里员村国际金融城。范围西至华南快速干线,东至环城高速公路。这个位置,与广州2年多前计划打造的“北岸文化码头”,有相当的重合之处。
2012年12月,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在推介会上,亲自为金融城宣传。会上介绍,预计到2020年,整个金融城G D P总量将达到1200亿元,金融产业增加值将超过500亿元。同一块地,从“文化创意产业”到“金融服务业”的悄然转变,是否体现了政策上的产业重点转移?市社科院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尹涛说,不能如此判定。目前广州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中,金融业和文化创意产业都是“热点”。
但他认为,目前政府确实有较为严重的“G D P导向”。“近几年,政府扶持哪个产业,大家就会一哄而上。不少产业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他举例说,比如,之前叫得很响的“光伏产业”,现在又淡下来了。
数字观
目前,广州市共有文化产业园区3 8个,入驻企业约13 0 0家,年产值约2 0 0亿元人民币。
2010年,文化产业占广州GDP比重达8.03%,年平均增速超过14%。
2010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达671亿元,占GDP比 重6 .2 4%。
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副会长尹涛:
何为文化创意园 广州至今无标准
“我拿到的报告显示现在广州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已经有80多个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副会长尹涛说出的数字较《中国广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1)》中发布的40家翻了一倍。快速增长的背后也暴露了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目前发展存在的不少问题。
文化创意产业园?至今未有标准
究竟什么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呢?“事实上,广州对文化创意产业园,至今仍没有标准可言”,尹涛说,许多地方挂一个牌子就自称为“创意产业园”,“你又不能不让它这么叫”。
有专家在研究报告中直指,广州市尚未出台市一级的园区认定标准和办法,区县一级也仅有越秀、荔湾、天河和海珠区等少数区县明确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件。“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亟需各层面城市规划的适度引导”。
尹涛认为,创意产业园的建设“标准”,应该涉及园区面积,园区内核心文化产业企业的数量,是否有公共服务平台以及管理机构等等。“好让人们了解,真正的示范性园区,究竟是怎样的”。
多是“自上而下” 存在盲目性
在开发模式上,有专家提出,广州的创意产业园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前者指园区在政府相关政策的策划和引导下形成的。在此种模式下,政府有针对性地引导合适的区域设立有特点的园区,如TIT纺织服装创意园和信义会馆等。
后者指自发集聚而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星坊60文化创意园,由于艺术家的自觉入驻,渐渐地聚集人气,相机配套的服务设施形成,该创意园区就这样产生了。
但总体来看,广州市的实践以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为主。“园区大多在区政府的引导下进行开发,但由于市级层面缺乏统一的规划,各区政府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开发引导实践中存在盲目性。”
“二房东”现象 偏离最初规划
广州许多文化创意产业园,多是披着文化外衣的写字楼?在尹涛看来,部分园区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创意园的“二房东”现象。“有些企业从国有企业手中,租下厂房,然后分租给不同的商户,靠收取租金为生、盈利”。
尹涛认为,这样分租的形式,缺乏培育创意产业的思路,可能导致园区的发展偏离最初的规划,对于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小的阻碍。
他表示,这是广州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的一个初级阶段。“根据市场经济规律,企业主总是会追求利益最大化。园区的生存发展,会产生自然的优胜劣汰”。
建议:引入孵化机制 融入城市功能
尹涛认为,政府应该明确,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干该干的事情”。“遵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进行适度方向性的引导。”
他表示,首先要制定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标准。其次,要落实公共平台建设,如孵化器机制。尹涛说,广州目前的2万多家文化创意企业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他们和龙头企业之间的悬殊非常大,可以对这些发展得好的中小企业进行扶持,园区也是一样。最后,可以引入其他地区企业的总部或者设计环节进入我们的创意产业园,让不同地区间的特色碰撞出文化创意的火花。
尹涛认为,创意产业园的发展也要融入城市功能,和城市功能形成良性的互动。“通过城市功能的改变,产业园自身以及企业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能做到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