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华文化圈的政治行为方式成为世界的典范
别看现在中日关系闹得那么僵,如果看得长远一点,中日最终会走向一种更加紧密的关系。日本学习西方文明这么多年,其思想的根基还是东方的,是从中国学过去的那种东西。
中国以前只是表层地了解现代性,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一个文明意义上的成果,那就是让普通的中国人从经验层面经受了快速的西方文明洗礼。那些善于思想的中国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既可以容纳现代生活,又可以疗救现代文明的弊病。如果未来的中国人能够向全世界贡献什么好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肯定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
日本尽管脱亚入欧那么多年,一些西方学者也刻意地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强调与西方文化的相通性,强调与中华文化的差异性,其实,日本文化的根子就是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变种。这个变种更具实用性,也更具狭隘性。其实用性让它能够快速地适应现代生活,其狭隘性让它囿于一己之私利,没有办法提供普遍的价值,没有办法领导世界。
日本社会如果要想步入一个更加阳光的未来,它只有重新投入中华文化的怀抱。池田大作看得深远,日本公明党的一个宗旨就是要与中国友好相处,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日本人要在文化上有感恩之心。未来不只感恩的问题,而是要与中国人一起,为日本人开辟更加光明的文化方向。
亨廷顿是少有的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政治学者,他讲的文明冲突的确是人类未来的主要冲突根据。他讲儒家文明会与伊斯兰文明联合对付西方文明,这个判断没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如果未来世界真的以文明来划界的话,亚洲首先是一个文化圈。只有以这个为基础,才能谈得上与其他文明合作的问题。
因此,以后中国学者要多讲一些中日文化的共同性,少讲一些中日文化的差异性。只有文化上二者惺惺相惜,两个国家的联结纽带才会更加牢固。
中国的政治家也需要从这个高度来看待中日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不要斗争,在利益冲突上一味退让,而是能够从文化上驾驭那些斗争和冲突,从而可能让中华文化圈的政治行为方式成为世界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