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由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山东大学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国家公共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学者与会,就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国家公共文化建设投入机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改革议题展开学术探讨。
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毕绪龙认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是我国文化制度的重构过程,需要从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路径、发展条件和制度配套等各个方面构建一个创新战略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首次明确指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何谓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有无区别?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傅才武认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既有联系,又存在明显区别。不同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所立足的“计划配置、干部任命、专业技术”三大基础,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源体制内循环、身份刚性约束、行业壁垒”三大特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于“市场配置、公开竞争、契约管理”这三大基础,形成了“资源跨体制流动、身份弹性管理、契约竞争”三大特征。在当前我国“完善文化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只有从理论上明白区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的性质差异,才能明确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思路,建立科学的公共文化政策基准。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列生看来,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型政府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就是政府的文化福利承诺与文化责任担当。
当前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毕绪龙认为,在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方面,面对多种性质文化单位及其负责关系,文化行政管理方式、方法却相对单一,不同的文化单位如何分类管理,尚缺乏制度设计;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机制方面,文化产业链建构还存在若干体制性障碍;在文化改革发展财税保障方面,公共文化服务财力需求及稳定增长机制没有建立,财政投入对社会资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刺激或引导作用没有得到发挥。
王列生认为,要使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成为功能完备的文化服务制度,同样要从“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大胆探索中开拓前行。 在建设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体制方案,最大限度地寻求制度建设中文化资源配置、行政资源配置、经济资源配置、人力资源配置以及这些配置之间二次耦合配置的作用和效率,重视体制模式与政策工具的功能协调、政策工具与技术支撑的功能整合、工具操作与社会效果的功能匹配,尽快走出目前公共文化服务行业性、封闭性、自在性以及随机性的被动局面。
与会学者认为,应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把握构建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努力促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功能完备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