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用开发性金融破解城镇化融资困境

 　　“开发性金融可以作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参考的一种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金融推动力量。改变政府包办一切的格局，提高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陈海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落幕，当前城镇化的积极推进与深化转型对金融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镇化金融需求在不断扩大，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聚集、服务业发展、保障房及商品房建设、居民消费等多个重要领域，再加上产业转型、消费升级蕴含着大量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城镇化的发展，一方面将带来巨大的投资，另一方面也将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成倍增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更是提出，城镇化建设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面对在经济转型大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金融改革和消费升级的过程中会有哪些期待同样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博鳌观察》董事、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特约研究员，陈海长期致力于中国商业的观察与研究，在他看来，设立一个单独的融资平台，建立了一个“政府+企业+市场”的模式，这样能改变政府包办一切的格局，也能有效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提高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

　　陈海认为：“开发性金融可作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参考的一种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金融推动力量。

　　开发性金融助推城镇化发展

　　凤凰网城市：《博鳌观察》一直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开发性金融形式会成为推动中国快速城市化最合适的选择。如何来理解这个观点?能否详细阐释一下开发性金融形式是如何推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

　　陈海：有一种认知，称开发性金融可以是推动中国快速城市化最合适的选择。开发性金融本质是国家金融，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其目标是弥补体制落后和市场失灵，通过融资推动项目建设和所及领域的制度及市场建设。开发性金融是一种独立的金融形式，建设一个融资的主体，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投资和建设政府关注的重点领域，参与的主体就是“政府+企业+市场”。

　　一直以来，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依赖政府财政收入，地方公共财政体系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自然会受到制约。地方政府用钱，是非市场方式的，缺乏有效的约束和规范。政府向银行借款也不是按照商业和市场化的方式，缺乏信用主体。设立了一个单独的融资平台，建立了一个“政府+企业+市场”的模式，使地方政府的融资，从主体不清责任不明走向有明确承债法人主体，从无约束走向有约束。融资平台的行为，既有政府属性，更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的商业行为，与债权人之间形成的契约关系的约束力，强于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含糊关系。

　　这样就能改变政府包办一切的格局，也能有效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提高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开发性金融可作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参考的一种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金融推动力量。

　　凤凰网城市：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经费从哪儿来?现在存在两大困难，一是土地财政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地可卖了;第二，要进行城镇化，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无止境地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在您看来这个问题该如何解答?

　　陈海：这个问题由经济学家来回答更合适。城镇化过程需要很多钱，一方面，数亿人要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需要的资金很多;另一方面，土地制度改革会重新分配土地收益，政府也不能卖地了。政府没有钱，就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中央的财权多，而很多事情是地方做，地方又没有钱。有一句流行话：中央请客、地方买单。这个必须要改。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财权和事权是不对称的。分税制实际上到省就为止了，省跟下面的地级市的关系、地级市跟县的关系，都不明确。这个不规范，就要改。地方也应该压缩经费，把钱用在更有效的地方。

　　另外，解决城镇化的经费，也涉及到上面提到的开发性金融形式。政府能够做市场也能做的，就要给市场;政府该做的就是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比如收入再分配，政府就应该帮助。这样才能够摆正市场跟政府的关系。

　　有学者已经提出了改革策略：积小改为大改。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使每一次改革的对象，只占整个社会的很小部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到直接税(比如房产税、遗产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直接税为主的模式。成功的转换，是“无痛”的转换。时间越长、对象越分散，社会承受力就越强，改革也就越成功。

　　“产城融合”成为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向

　　凤凰网城市：城市化在世界各国造成不同程度的“城市病”，正成为影响城市宜居程度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对于很多城市来说，如何应对挑战，创新发展成为了必修课。在您看来，城市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陈海：《博鳌观察》始终观察亚洲企业及亚洲城市在创新方面的作为，无论公司还是城市，亚洲潜力巨大，具备后发优势以及创新意愿。如果亚洲企业、城市能够在这一轮革新与创新的浪潮中把握际遇，实现更多的自主创新，并围绕革新与创新加强外部合作与内部互联互通，将有可能使得亚洲再次实现一轮经济腾飞，甚至实现长久、可持续的亚洲富强梦。

　　此前，在我们约访的专家中也有过过对此的思考。可以说，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规模化使各种专业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得以生存，保证城市生活的多样性。而对于基础设施等固定投入的分享，有助于降低平均生产和生活成本。此外，规模化促进专业化，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科技、信息、思想和创意的集中地的大城市，高密度有助于人们交换信息，相互学习，从而有助于创新和知识的传播。

　　现代城市发展的模式有经济规律可循，政策要顺应经济规律。一方面，一个城市的发展，将不断产生新的产业和经济需求，为此，政府可以将吸引高技能人才作为一项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这需要政府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通过高品质生活和创新环境来吸引人才。

　　在对城市发展的观察中，如何激发亚洲的本土创新?何为亚洲的创新路径?西方两百年来的创新兴衰能为亚洲提供何种借鉴?亚洲各经济体之间应该如何围绕革新和创新互联互通、深化合作?——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延伸的话题。《博鳌观察》从2012年开始，两次携手全球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进行深入对话(“经济学家六问”活动)，解析亚洲的创新难题，为亚洲企业和城市的创新寻求实现途径，推动亚洲各国、地区政府于政策层面对创新给予持久鼓励和促进。

　　近期我们会以此为起点，力图构建一套衡量“价值亚洲”的指标体系，考量亚洲各重要城市、公司在 “创新力”方面的表现，并着力体现“亚洲价值”及其在相关领域内卓越的创新能力。

　　凤凰网城市：美国的城镇化模式往往是以支柱产业支撑城镇发展的。以单独的城市为例，每个城市几乎都有鲜明的烙印，比如纽约的金融，航空城休斯顿等。在您看来，这种模式是否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出路?为什么?

　　陈海：新型城镇化的出路，必须得研究城镇生产要素的聚集，以此来支撑某一个或两三个产业的聚集，才能形成城镇发展的格局。一个区域或者城市能得以健康发展，产业和市场的主体企业是核心要素。

　　凤凰网城市：当前很多地方都提出走“产城融合”发展的道路。您认为，实现“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陈海：“产城融合”或会成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尤其在推动县域产业升级，实现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能起到关键作用。我们的大城市此前也建过很多卫星城，后来却成为了“睡城”，白天没有人，晚上才回去睡觉，给交通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产城融合”模式的逐步推广，能为相关企业的发展提供机遇，但“产城融合”的核心问题是，无论新区、工业园区在发展相关产业的同时，要注重功能区的建设，坚持产业化和城镇化的“双轮驱动”，打造现代化的产业经济。不注重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园区还会沦为新的“睡城”。

　　“九二派”们的转型与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

　　凤凰网城市：您的《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一书重点讲述了“九二派”企业家，他们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在中国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这一大变革的背景下，“九二派”们的转型经历与思想观念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变迁是否有关联性?

　　陈海：“九二派”企业家群体多数是城市精英，但其中有不少也是乡村精英，或者本就来自农村，或者在农村有长期插队的经历。我举两位企业家为例，他们彼此也是很好的朋友，朱新礼和黄怒波。汇源果汁集团董事长朱新礼，到沂源县做官之前是村支书;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年轻时下放到宁夏银川通贵乡时，“曾打算扎根农村一辈子”。无论从农村到城市，还是从村民到官员再到商人，随着角色的转换，他们深刻地理解这个国家的各种转型——从农业文明转型到工商文明，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通往市场经济，从严格管制到社会的逐步放开……他们的商业和生意事实上也与这个国家的转型及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黄怒波从事房地产业，没有第一波城镇化浪潮，也产生不了第一代地产企业家;朱新礼的事业，更是一个普通果农的梦想：培养了中国人喝果汁的习惯，并成为中国果汁业的缔造者;汇源的企业使命更是他一贯奉行的“营养大众、惠及三农”。

　　“九二派”之所以谓之“士大夫企业家”，既有反哺体制和社会的情怀，又有着知识精英的深刻思考。黄怒波后来发展旅游地产，不仅保护了中国乡村脆弱、不可再生的旅游及生态资源，也让农民在与资本的合作中受益;这些年来，朱新礼的商业触角更是向果汁的上游产业链延伸，令无数果农从中获益。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及：“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而这批企业家先知先觉，事实上早已春江水暧鸭先知。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与近二十位优秀的企业家和经济学者有直接深入的接触，感受最深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投身商海，尤其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政府官员下海经商，这是好现象。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和中国经济发展》中说，“企业家人才在政府和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的话。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去。”所以，“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创造财富而非分配收入和寻租，是“中国秘密”(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体制内精英向体制外的流出意味着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悄然变化，“九二派”集体下海，正说明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经商的判断已逐步趋向认同，全社会若果都认同“只有顶级人才去从事商业”，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商业文明和企业文明的进步，也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正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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