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尴尬：解构以后怎么办

 　　今年是曹禺经典之作《雷雨》诞生80周年。

　　今年5月，两个不同于人艺经典版本的《雷雨》曾接连上演。林兆华版围绕周朴园展开，全剧80分钟，没有完整的故事，具有浓重的实验色彩;瑞典导演马福力版以四凤的视角展开，故事完整，却单把周朴园这个角色抽走。

　　下个月，由杨立新、龚丽君主演的《雷雨》将再登首都剧场舞台。“经典不该只有一个版本。”经典的《雷雨》依然经典，新版的尝试各有得失，而面对经典该有什么样的阐释态度，则是具有不断探讨和实践价值的永恒话题。

　　毋庸置疑，由于大众传媒的发达，当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典型的“非经典的时代”：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是远离经典，而是似乎处处都有经典。如若不信，在网络上，在电视里，甚至在大街上，在经意或不经意间，你不是总能接触到各种经典的文本和符号吗?

　　然而，经典，虽然作为常识充斥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真正的经典距离人们似乎又越来越远。经典，已经不再源自创造，而仿佛只是提供着一种消费。

　　从而，经典之于我们，究竟意义何在呢?

　　经典的诞生及其意义：

　　直面经典体现文化反省 重释经典定义当代价值

　　那么，何谓“经典”?经典本来专指历史上的各种重要典籍而延及各种文化艺术的传世精品。也可以说，那些能经得住时间的淘选，从而在历史的绵延中恒具人文陶养之德效的典范性的作品，包括艺术领域那些具有权威性的精品佳作，都可以被称为“经典”。

　　首先，经典是和传统分不开的。如果说，传统，就像一条历史的长河，那么，无数的文化经典，就是这条长河中流淌不息的河水。经典的诞生，离不开一个历史的过程。从而，真正的经典不仅是在时间中不断得以绵延，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人文精神上的典范价值，代表着一种“恒久”之“至道”的精神传承。

　　其次，经典乃是被历史建构出来的。中外文化史上，经典一经建构成功，也就构成了某种传统，并在特定领域内彰显其神圣性、权威性、典范性。艺术经典既为后世的创作提供模本与典范，同时又难免在某种程度上对后世的创作产生禁锢。后世作者要想使自己的作品跻身经典序列，就必须在传承经典、模仿经典的同时又必然要超越经典。

　　再次，经典的意义，还离不开不同时代人们的具体的阐释。人们关注经典往往不仅仅是为了经典本身，而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寻求经典的当代意义，并且是通过当代人的审美阐释而使得不同时代的经典能够重新获得一种全新的价值定位。因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标志着一种价值体系的弱化乃至解体;而时代的变迁必将带来文化性质的差异甚至裂变。从而，彼事物要在此时代获得价值和意义，就必须被不断地做出符合此时代的价值重估与意义阐释。艺术经典的“真理性”也必然是在历史过程中具体地形成的。

　　惟其如此，可以说，经典的价值也许就在于：它不仅需要人们在直面经典的同时体现出一种自觉的文化反省，更需要人们通过经典的认同与阐释而担负起民族文化传统薪火相传的责任。

　　经典的现代命运：

　　经典从90年代以来陷入尴尬

　　事实上，在20世纪以来，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古典时代的“经典”并非总是光彩照人、风光无限。随着历史的变迁，新的经典不断涌现，旧的经典则命运多舛。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现代文化的崛起，产生了数千年的古典文化的大传统以及数百年的近现代文化小传统。如果说，前者属于古希腊、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文化，那么，后者当属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与之相伴的，便是从古典到现代的经典的创造以及诸多经典的不断地被颠覆和被解构。

　　而在20世纪以来的文化权力场中，与各种意识形态及文化资本的权力的角逐相伴随的，更多地表现出了各种文化偏至现象。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和不断革新的文化观念主导之下，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除旧布新，似乎不断地颠覆传统、解构经典，已然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

　　在中国，与西方近现代化的历程如出一辙，如果说，数千年的儒道释合一的大传统在遭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之后，又形成了一个新文化的小传统，那么，其中的“鲁郭茅、巴老曹”无疑都成为一代经典;而自延安文艺传统诞生的“红色经典”也是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意义。

　　如今，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随着传媒科技的发展，大众文化的兴盛，受市场利益驱动，众多的传媒更乐意去不断地“炒作”经典;或者，由于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而不断地组织大众去发掘甚至“评选”出各种新的经典。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文化经典却由于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在政治、文化或市场因素的共同制约下而面临着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尴尬之境。

　　消费时代如何面对经典：

　　大经典博物馆化 小经典反复改编重写

　　诚然，经典的意义，正在其不断的阐释中得以再生。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正经历着一个告别神圣、削平价值乃至于追逐当下消费与即刻满足的时代。同时，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精神无根的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是文化的平面化与市场化。与后工业社会形影相伴的传播媒介在文化构型中更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且成为与当今消费社会相伴生的独特文化现象。在这种历史情势之下，无论是中国历史的大传统还是五四新文化的小传统，其经典的精神与价值都难免在大众文化的喧嚣声中显得相对的落寞。

　　于是，人们如何去面对经典，也就成为当今我们必须关注的一道难题。

　　归纳起来，消费时代的经典命运大致有着以下几种路径的选择：

　　其一是戏谑化和碎片化。因为，经典的普及使得人人都有权去质疑经典，以至于形成对于经典的所谓普遍性、永恒性、纯审美性或纯艺术性的实质上的扬弃。比如，有人曾设问：“我们这个时代是否需要经典?除了用来制造笑料，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还有什么价值?”并且进而扬言：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还有什么价值，那就是用来制造笑料，博人一乐”。他们主张一种所谓“庶民的戏谑”，强调运用“去经典化”也即所谓“戏谑化”，不惜一切手段(改写、戏仿、反讽、悖论)制造喜剧效果，用以颠覆和解构经典。以至于解构之下，经典，成为一地碎片。他们藉着“大众”和“庶民”的名义，以“狂欢”、“戏谑”、“搞笑”相号召，瓦解经典、戏谑神圣、游戏人生。而游戏诚然总需要人来“看”的，只是在这里那些“看”的“大众”也不过仅仅充当了无聊的“看客”而已。那些曾经“神圣”至极的“红色经典”，就曾在消费主义浪潮之下被加以戏谑化地处理，而一度行销的。

　　其二是娱乐化和消费化。经典的神圣性被解构之后，“娱乐化”也就成为当下经典存在的唯一的理由。所谓“娱乐化”，就是以娱乐为目的来对经典进行改编，并且似乎日渐成为一种时尚。这是因为，消费文化浪潮的兴起，使得人类所有的精神财富在商业利润面前拉平，经典成了所指空洞的纯粹消费品，成了消费、戏仿、聊侃的对象。消费社会最突出的文化现象便是“大众文化”的崛起，而与之相对的所谓“高雅文化”或“经典文化”逐渐地被边缘化，或者被“大众文化”所溶解和稀释。更重要的是，传统经典化的方式，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甚者改弦更张，以“去经典化”或“反经典化”代替了以往对经典化的追求，并将一切经典从神坛上拉下来，加以反讽、戏谑，变成大众生活的装饰品或消费品，这种对经典的“后现代式的嬉戏态度”正在中国蔓延开来。

　　同时，在当今艺术产业化、市场化的消费社会中，艺术成为一种产品被纳入了生产与消费的链条，消费社会逐利性的市场原则导致经典文化的大众化、符号化、媚俗化。甚至消费时代的日常生活往往打上审美的光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坍塌了，被商品包围的高雅艺术的特殊地位也消失了;高雅与低俗、精英与民众、少数与多数、有品位与无品位、艺术与生活等等所有界限都趋于模糊，符号的等级开始瓦解。而在市场机制之下，刺激欲望、制造需求，却造成了大众文化的一片繁荣。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便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消遣性、娱乐性导致了它对崇尚理性沉思与深度体验的经典文化的冲击，同时它也对高雅文化加以通俗化改造，作为自己的外包装，这种改造恰可看做是一种对经典的溶解与稀释，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欲望尤其是情感愉悦或感官刺激。

　　其三是博物馆化，也就是出于一种文化使命而对经典进行一种“整旧如旧”式的保护。如今“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也就是将曾经的艺术经典“博物馆化”，加以有效地保护与传承。博物馆的功能，恰恰就在于为濒临灭绝的艺术品种保持一息生存的血脉与空间。正如昆曲之于当下，自其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主要就是要“博物馆化”，将其真正地“放在紫檀架上”，置于一种特定的古典文化的氛围当中，而不是刻意地去加以改造;对于传统的经典剧目，尽量保持其原汁原味的演出。而且，作为一种身体传承的活的艺术，更需要加强对于目前尚健在的艺术家的保护及其艺术的传承，力求避免“人亡艺绝”;最起码要做到薪尽火传。因为，只要有火种在，就会有燎原的希望。可以说，在社会公共政策领域，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推行与实施，对于传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经典、赓续其文化传统的血脉更是功莫大焉。

　　当然，如果我们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乃至经典仍旧保持着虔诚的敬畏之心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在对经典“戏谑”的同时再加以市场化的“消费”的;如果说，历史大传统下的经典更多地需要“博物馆化”加以保护的话，那么，现代文化的小传统下的经典，则可能面临更多的改编和重写。而无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经典的产生都不是被简单地“命名”、“自封”、“颁布”、“评选”、“炒作”出来的，而是缘于历史的价值认同;经典意义的再生也不是为了流行趣味或迎合消费，而更主要的还是缘于经典阐释中的历史的文化积淀与人们自觉的文化反省。

　　三个版本的《雷雨》比较

　　经典版《雷雨》

　　上演时间：2014年7月18日至7月26日

　　上演地点：首都剧场

　　重排导演：顾威

　　创作于1934年的《雷雨》是戏剧家曹禺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该剧完全运用了三一律的戏剧结构，描写了两个家庭中的八个人物在短短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却牵扯了周鲁两家几十年的恩恩怨怨。

　　1954年，北京人艺极为成功地上演了这部作品，由郑榕、朱琳、于是之、吕恩、苏民、胡宗温等人演绎的剧中人物命运，深深打动感染了观众。多少年来，《雷雨》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经久不衰，并锻炼了一代代的年轻演员。北京人艺目前即将上演的以龚丽君、杨立新、王斑为主演的这一版《雷雨》，则集中体现了剧院第三代、第四代演员的优秀表演。

　　林兆华版《雷雨2014》

　　上演时间：2014年5月16日至5月17日

　　上演地点：天津大剧院

　　导演：林兆华

　　林兆华以周朴园为视角创排全新版话剧《雷雨》，解构曹禺经典之作。该剧从《雷雨》作品中剪辑出数个片段，雷声是演员用三合板抖出来的，雨声是拿钉着珠子的大蒲扇摇出来的，还有七人组成的室内乐团担任现场配乐。演员既是剧中人，更是局外人，不化戏妆，服装也模糊了时代的界限，濮存昕以讲述者的身份出现。林兆华一再强调“这不是戏，不要戏剧气氛”。

　　争议：

　　“周朴园和每个曾在《雷雨》里出现过的人物与经典桥段乱序对话。周朴园悟到‘人生的不容易’，要维持‘有秩序的家庭’，一会儿以口问心，一会儿代人作答，经典对白成了自述或混搭。台词的接合像撕下了剧本中的名段重新粘贴，又不是毫无关系的胡乱拼接。很多桥段黏合虽不完美，但在经典戏剧的结构中有其‘切片’意义。”——马千

　　“综观全剧表现，皆似一出精彩的解构《雷雨》的草稿演出，最终呈现出了数个偶然巧合的简单、粗暴，却无法解说人性深处的合理和必然。与现实的连接更是完全失效，不知道《雷雨2014》的‘2014’意味着什么。加之剧本情节密不透风，环环相扣，堪称‘完美’，像一个挂在云上的盒子，让我们仰视太久，忘记了其实我们根本不曾懂得其中的玄机和缝隙。”——吕彦妮

　　外籍导演版《雷雨》

　　上演时间：2014年5月23日至6月8日

　　上演地点：鼓楼西剧场

　　导演：马福力 Mathias Lafolie(瑞典)

　　本剧以四凤鬼魂的视角为叙述的出发点，情节既含有我们熟悉的故事，又像是四凤对其生前往事的追忆与审视。导演大刀阔斧地砍去了原著中“周朴园”这一重要形象，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把周朴园在剧中的权重分布到戏剧场内的各个角落，虽然人不出现，却是其他人物摆脱不掉的压力和阴影。

　　争议：

　　“一个男人玩弄两个女人，两个女人都急了，开始争风吃醋，而后要死要活，激情澎湃，嚎叫满天。比如‘吃药’这一场戏，蘩漪悲痛的，并不是周朴园的强硬，而是其他人的不争。而在这部戏里，因为周朴园的‘未出现’与其他人的‘鬼说话’，变成了大家所有人逼蘩漪吃药，而蘩漪基本属于被灌进去的，而没有了原剧中最经典的‘含着眼泪一饮而尽’。”——杨申

　　“其实单就情感张力而言，鼓楼西版《雷雨》颇有可圈可点的独特韵味。如果说原剧作带有社会象征意味的‘雷雨’更多的是隐含在故事的底色里、惊雷骤雨式的人物性格也集中于蘩漪一人的话，那么马福力导演的这一版话剧便是在直接表现‘雷雨’的感觉，并将那种阴郁且疯狂的质感融进了每一个角色。不只是蘩漪，在鼓楼西版《雷雨》中，甚至在原本默默隐忍的侍萍和天真烂漫的周冲身上，也时而会显现出狂乱又剧烈的自我撕扯感。”——郭戚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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