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闭幕的“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9个维度阐述了“新常态”的内涵,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更多独家财经新闻,请加微信号cbn-yicai)
在12月14日闭幕的“中国金融论坛•第一届青年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认为,“新常态”意味着在未来的2到3年内,中国面临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对各项改革包括金融改革在内提出了更加急迫的转型要求。
她表示,“新常态”对于金融监管体制、金融发展理念、金融效率都提出各种挑战。过去的金融发展的理念侧重机构的发展,相对忽略机制的发展;过于强调绝对的稳定,忽略了金融市场动态平衡的能力。
金融机构三方面转型需求
在分析“新常态”下金融机构面临哪些转型需求前,应先了解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对实体经济带来的重要变化。
张承惠说:“首先,企业、产业未来将从过去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依靠标准化、批量生产、低成本作为竞争手段的模式,转向更多的依靠范围经济效益。企业会面对更广阔的市场,更多的客户群体会有更多的跨业间的交叉,而企业竞争手段将会转化为差异化、个性化优质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实质性的转变。”
其次,从大规模的吸收外资转向大规模的走出去。大规模的走出去意味着我们应更注重提升对于海外市场的适应性,而不是做好内部环境的改善。此外,由投资拉动转向创新以及由过去更多的依靠增量的增长来拉动经济,如新的生产能力、新增信贷、新增的劳动力,转向更多的依靠存量调整来拉动经济。‘存量调整’包括企业,甚至金融机构的并购重组,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素质的提升等等。
基于实体经济调整的基础上,张承惠认为金融机构同样面临着三方面的转型。
一是服务重心的转变。在过去规模化、批量化、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更多地服务于工业、建筑业、大企业、大项目,而在未来个性化、多样化的时代,应该更加关注服务业和中小企业。
二是业务重心的调整。从过去为传统制造业提供尽可能多的信贷服务,到未来更多为创新、创业以及海外投资提供融资服务。特别是随着海外资产不断的上升,境外财富管理将成为金融机构的一个业务重点。
最后,发展模式要从规模扩张更多地转向效率提升,即从过去“贵族化”的倾向,转向“平民化”的方向。
张承惠表示,这些转型对于政府、金融机构来说,都会带来全方位的调整和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应对转轨过程中必然上升的风险问题,特别是在逐步消除无处不在的隐性担保的过程中,必然上升的金融机构风险。因此,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政策、宏观政策的协调机制,都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金融发展理念存在偏差
在上述策略性的问题外,张承惠认为金融改革还面临两个更核心的问题。
首先是金融发展理念,关系到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的价值取向,影响监管架构、监管目标以及行为方式。她表示,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金融发展理念存在偏差,主要表现过于侧重机构的发展,相对忽略机制的发展;侧重于市场外在形态的发展;注重素质的发展,忽视了市场效率的提升;过于强调绝对的稳定,忽略了金融市场自身所具有的动态平衡、动态稳定的功能。
另一个则是金融效率问题。张承惠称,在金融效率的三个衡量维度——宏观金融效率、微观金融效率、金融市场的效率中,中国存在三个效率“低、高、低”的状态。尽管微观效率高(表现在16家上市银行的ROA、ROE水平很高),但宏观金融效率偏低,同时市场效率则也偏低,导致金融效率并未达到国家层面的最大化。这两个核心问题,是未来金融改革和金融转型过程中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