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松
2014年以来,针对打车软件Uber(中文译名为“优步”)而爆发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越来越频繁。2014年6月11日,在欧洲更是出现了有超过3万名出租车司机参加、遍及伦敦等主要城市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在示威中,出租车司机堵塞了所在城市的主干道、控诉Uber等打车软件纵容“黑车”经营、强烈要求政府对这类软件予以整治。这种发生在对科技创新推崇备至年代里的反抗现象再次提醒我们,即便到了今天,创新所带来的新产业快速成长也并不是受到所有人欢迎的。
熟悉科技史的人们,对于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出现的工人捣毁机器事件并不陌生。那个时候,工人们往往把企业主对自己的剥削归罪于机器的改进和发明,从而对机器方面的新成果十分反感。到了今天,每当有新的科技带来新的产业机会时,同样会激起传统产业从业者的反对。他们对新产业的恐惧和厌恶,势必带来新旧产业之间难以避免的碰撞和冲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新产业机会,往往不是开辟出新的成长空间,而更多的还是挤占了其他已有产业的发展空间。
最简单的例子,是白炽灯被节能灯的代替。这种代替不单单是产品层面的更迭,还涉及到背后产业的此消彼长。再拿这次出租车行业抵制的Uber打车软件来说,两者之间的生死较量更加明显。据说在伦敦,一名持证出租车司机一般需要经过4至7年的严格训练,并且还要花费数十万元的营业额才能拿到经营牌照。而基于互联网的Uber软件,不仅服务更好,出车更快,更重要的是这种业务成本很低,根本不需要花费数十万元“购买”出租车经营牌照。正是基于这种优势,Uber在伦敦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营业额很快就增加了8倍多。而在美国,Uber等打车软件的冲击更是使得很多出租车公司濒于破产。在这种攸关生死的情况下,传统的出租车行业怎么可能不奋起反抗来自打车软件的威胁呢?
科技创新带来的新产业崛起及其给传统产业的摧毁,是毫无温情可言的。也正是基于这样一条铁的规律,它所造成的社会破坏力也十分巨大,会给当下的政府制造出非常让人头疼的一大堆问题。为了社会的稳定,以及照顾到传统产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很多国家政府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办法,以帮扶那些哀悼自身日薄西山的传统产业。比如,法国政府就已经对于Uber软件的运营出台了限制性措施。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产业工人的反抗也直接促成了“再工业化”这类看似与科技创新背道而驰的国家战略的出台。
当然,这些国家的政府也都知道,这种短期内的救济性措施并非长久之计。就在欧洲等地出租车司机举行反对Uber的罢工之际,这个软件的注册用户数量却在当天大幅攀升,一下子增长了近850%,看来市场根本不买传统产业的账。因此,很多国家政府虽然从疏导来自传统产业的怨气出发,在表面上采取了一些强制性措施来限制新产业的快速膨胀,但在涉及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投融资等方面,却对其大开绿灯,少有限制。就像饱受抨击的Uber这类基于互联网的应用一样,它们在部分国家或地区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在资本融资市场却成为了各方的宠儿,成百上千亿地吸引大额投资。而强大资本的注入,对于这些行业的发展无疑是最大的加速剂。
面对新产业的快速发展,我们既要有点缓解新旧产业矛盾冲突的权宜之计,更得下定决心、果断地坚持顺应历史大潮的明智之举。毕竟,国家发展不可能靠通过讨好传统产业来实现,发展的后劲还得依赖新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