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谁“偷”走了记者的激情？

    一些记者丧失入行之初的激情，已成为业内普遍焦虑的问题。记者自身为职业的倦怠感到焦虑，总编为由此而致的媒体内容品质和品格的平庸化而焦虑。记者激情缺失实则与职业精神、新闻业所面临的社会责任紧密关联。新闻业需要每一个记者作为个体体现职业激情，需要整个记者群体作为共同体体现职业精神，需要职业道德、职业荣誉、职业使命、职业良心的光芒照亮记者内心世界，并由此影响新闻活动，彰显媒体的意义和功能。

　　记者激情消减：凸显记者角色之困

　　首先而言，记者是一种职业，一种专门业务。任何一种职业都有共同的基本道德要求。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之后，一个以职业生活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就到来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认为，相较于古代社会以德性为中心，现代社会以规则为中心，职业道德就是一种体现职业规则和责任的伦理要求。敬业爱岗，就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记者激情消退，反映出其对于职业和岗位的忠诚度下降。为什么会这样？一般而言，存在以下情形：一是同化：即记者的角色缺乏内在主体认定。因为职业要求是一种角色化的规定而并非自我规定，体现的是共同体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处于“职场”中记者感觉自己是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如果缺乏对于共同体的自觉的价值认同，很容易“损耗”激情。二是被动：有的记者处于“被工作”状态，流程化的工作规则要求记者始终处于“听命”状态，“被分配任务”、“被完成任务”、“被考核任务”，缺乏自己对于职业的主动投入和把握。三是短视：自嘲为“新闻民工”，碌碌而“挣稿分”，缺乏愿景和职业规划，为眼前利益所羁绊。四是停滞：由于缺乏知识补充和能力提升，感觉自己的工作只是平庸的重复，难有新的突破和进步。敬业爱岗虽然是职业工作者被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如果不内化为职业精神，肯定不能持续，遑论饱满的工作激情了。只有行为主体与内在主体的高度一致，只有区分公私价值与利益，才能保证对于职业和岗位的忠诚和热情。

    其次，记者更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有着特定的角色意义。记者是从事新闻传播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监视社会环境、引导社会舆论、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特殊职业。这一角色尤其需要公共精神，需要担道义、致良知、求公信。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新闻工作需要创新，“新闻事业是常干常新的事业，是有着广阔的驰骋空间的事业，在坚持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的前提下，新闻工作者应当不断开拓新的报道领域，不断探索新的报道形式，不断采用新的报道手法，不断写出富有新意的优秀作品。”记者的激情，既包含了行为态度也包含了行为能力，也就是说，既体现为记者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和对新闻工作的热情，也表现为其工作绩效和能力，前者是后者的动力和动因。记者如果缺乏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比如缺乏自我价值建构和身份认同，也必然影响到工作效率、效能，当然也谈不上常干常新。如果说敬业爱岗是就忠于本职这一普遍性职业规则而言，那么，记者这一角色所承载的特殊功能和意义则要求记者忠于天职——也就是记者被赋予的特殊的使命和社会责任。

　　没有新闻从业者的激情，就没有传媒的改革。虽然传媒改革是一项长远的、艰巨的、复杂的任务，但记者必须对传媒业的进步有担当、有付出。笔者认为，所谓记者的激情，应该是一种专业、理性的职业精神，包含了理想的冲动、进步的激奋、智慧的争取，需要付出改革、创新、奉献的努力。

　　专业主义激情：凤凰卫视的实践案例

　　刘长乐于2004年、2009年分别在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发表了题为《凤凰卫视追求专业主义激情的历程》、《再谈凤凰卫视的专业激情》的演讲。他创造性地使用了“专业主义激情”这一概念，以此概括凤凰卫视的价值观以及“凤凰人”的职业精神。他说，“专业主义激情是凤凰人在发扬专业主义时的精神状态”。虽然凤凰卫视是创办于香港的媒体，内地记者与“凤凰人”所处的组织环境、体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有所不同，但刘长乐所阐释的“专业主义激情”值得内地记者深思和借鉴。

　　笔者认为，刘长乐所言的凤凰卫视的专业主义激情包括：

　　1.“青云之志”与“中国之爱”：一是“传媒和新闻在塑造民族精神，建立中华民族价值观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在一个多极的世界媒体格局中确立中国媒体的地位”；三是“凤凰人着力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文明理念，弘扬民族文化”。以上主要是从媒体的使命、愿景、社会责任层面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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