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小说”是双面镜还是哈哈镜

　　近几年，以媒体或者媒体人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十分活跃。就笔者有限的阅读，就有《我是记者》、《实习记者》、《新闻记者》、《记者》、《记者站长》、《首席记者》、《我是娱乐记者》、《流氓记者》、《报战》等等。这些以“记者”为关键词进行命名的小说，也被人习惯性地称为“记者小说”。而且，“记者小说”的另一意思，亦指由记者创作的小说。从上述列举的作品来看，其中多数作品的作者至少是有过媒体经历的人。为什么“记者小说”突然间在这几年扎堆“赶集”?这些“记者小说”的勃兴的背后，究竟隐含着怎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是一个文学现象。对媒体而言，“记者小说”究竟是双面镜还是哈哈镜，值得仔细思考，别有深意。

　　揭幕小说的延伸

　　在当代中国，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出现了剧烈的分野。以市场发行率为目标、以文化消费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通俗文学十分活跃，其中揭幕小说更为高产。

　　反腐题材是近些年特别火爆的题材，著名的就有《国画》、《羊的门》等，在圈内获得广泛好评，并赚取圈外的诸多喝彩。后来，这一类题材被市场力量强力推动，在通俗文学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揭幕”冲击波，尤以官场小说为甚。从其主题和故事结构上分析，可以发现，权力、金钱、女人往往构成这类小说的三原色。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作品中所调配出来的故事情境可能是不同的，但其故事的基础结构多有近似之处。这类小说的艺术技巧相对粗糙，上乘之作寥寥无几。

　　“记者小说”的作者所走的也是“题材决定论”路线，彰显题材的新锐、刺激。读者阅读这些作品，往往并不是冲着艺术旨趣而去的，而是冲着题材和故事而去的，往往带着窥隐似的好奇，从文字编织的故事中，获得对权力内幕的替代性认知。因为，在新闻中不能获得的信息，可以在小说中获得替代性的满足。在很多读者眼里，这些“记者小说”名义上是虚构，但其逼近现实，触及权力真相的写实风格，迎合了读者对于媒体无知的信息期待，这些作品很容易被读者当作认识当下官场内部的教科书。

　　“记者小说”是揭幕小说在一个往常很少涉足的领域的延伸。从写作的基本套路来看，与官场小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彼此的区别主要在题材层面，前者揭示的是媒体内幕，后者披露的是官场黑幕。媒体是揭幕作者新开掘的又一矿脉。不过，将媒体作为揭幕目标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阵地，历来是作家和文学作者不敢轻易践越的“雷池”。如今，这一领域成为揭幕小说的热土，与文学本身的边缘化不无关系。但作者在这个领域开采腐败题材资源，也不敢肆无忌惮。作者不断放出“本故事纯属虚构”的烟幕弹进行自我保护，可这种半遮半掩的写作策略并不能打消读者从虚拟故事中索隐现实的好奇心。

　　这种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的固执偏见，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造成读者在虚拟故事中索隐“新闻”的原因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中，针对媒体领域真相的信息供给存在严重不足。媒体是专司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职业，人们对于周遭世界的感知，主要源自于媒体，媒体是人们延伸的触角，是被延伸了的“耳目”与“喉舌”。但问题是媒体所生产和传播信息，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表现在非核心信息的严重过剩，而核心信息则相对稀缺。比如，媒体对公权力腐败的报道就非常吝啬。高层虽然高度重视舆论监督，但舆论监督的威力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被大打折扣，致使媒体对于权力腐败的披露甚为谨慎。这就造成了读者所期待的核心信息的短缺。在媒体上得不到的信息，读者就在虚拟或半真半假的文学作品中寻找某些认知现实的信息，从而获得替代性的满足。近年，反腐小说的大兴，于这不无关联。

　　媒体把眼睛盯着自家院外的世界，对自己领域的披露往往很忌讳。媒体这个信息工厂，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出信息，但对自身的报道却少之又少。特别是对媒体问题的披露更是稀少。于是，媒体就成了人们眼里“熟悉的陌生者”。但在如今媒体遍地开花的媒介化社会中，人们对媒体的好奇有增无减。他们想知道这个圈子的真相，希望了解其中的规则和潜规则。

　　近年来，关于媒体黑金或记者腐败的问题，时有耳闻。这说明媒体这一增进社会能见度的职业，自身也存在问题。媒体只把目光盯住身外的世界，而自己圈子却成为信息稀薄的地带，出现“灯下黑”现象。读者从媒体上获得媒体自身问题的信息非常少，根本满足不了人们对媒体内幕认知的饥渴。哪里有需求的敲门声，哪里就有市场的服务生。“记者小说”正是应对人们这种需求流行起来的。

　　同时面对社会病与媒体病

　　浏览业经问世的“记者小说”，包括正式出版的小说和网络小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揭露社会之病与媒体之病。

　　媒体与社会在转型中国中是唇齿相依的，记者在媒体与社会两大系统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作为媒体人，记者对于处身其间的社会变化是敏感的，同时，出于职业使命和责任，有义务及时、如实地记录，传播社会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当社会系统出了某些问题的时候，则是考验媒体良知和能力的关口。当代中国，繁荣与失序并存，机遇与挑战同行。但在现实社会中，记者表达的空间相对有限。在这种尴尬的情境下，有的记者则采取了“曲线迂回”的策略，从小说之路突围，寻找入世的路径，获得干预生活的空间。“记者小说”的这种干预冲动随处可见。

　　正如长篇小说《记者》作者在其后记中所表达的：“作为一个长期处在新闻故事和行业的边缘人，我透过新闻媒体张扬起的绚丽彩虹，舆论监督掀起的惊涛骇浪，无数次地看到里面的‘黑咕隆咚’。但越是在找不到北的“黑”中，我越能找到在沉甸甸的责任里涌出的创作冲动。”对现实社会以及自己职业的深切关怀，激发起作者创作的强烈冲动。《记者》生动记录了社会的蜕变和媒体的蜕变，一个个时而卑微时而跋扈的媒体人，是在“断裂”(社会学家孙立平语)的社会中一个特殊而又暧昧的角色。

　　记者在社会系统中，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角色。社会系统中的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对他们来说都有分，但他们又不是对这些资源拥有控制权的人。在由权力、金钱和文化编织的社会网络中，记者深度介入其中，但又跟它们不即不离。而权力对社会乃至媒体的控制，记者是深解其中奥秘的。比如，《记者》对官场潜规则的披露十分到位：“尽管谁都知道官场‘攀岩’的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那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但进了官场的人还是身不由己地往上爬，哪怕前面是一个沙丘，只要爬上去同样也会有成就感的。”这些话是作者借助小说中的一个媒体人余震之口说出来的。

　　长篇小说《记者》对媒体病症的描写也很精彩，暴露了形形色色的媒体“家丑”。这些媒体问题一方面来自权力的非正常作为。“报社虽算不上是正规的官场，但报社的潜规则和大小官场是相通的。”媒体处身于官场与社会之间，但与权力的距离最近。如果权力使用不当，对媒体的伤害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媒体之病来自于媒体自身的堕落。在滚滚红尘中，媒体也容易被欲望为所捕获，自毁长城。“新闻圈是个大诱惑，里面有糖果和鲜花，也有毒药和污水。走对了，在这里实现真实、真情、爱憎分明、体现良心的人生价值;走错的话，在面对金钱、美色和种种想不到的诱惑下蜕变为败类。而文化人一旦堕落成败类，那比洪水猛兽的危害都不知道要大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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