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这些措施是否也分一个轻重缓急?
杨东平:小升初政策调整是高利害度的,有的家长花了大量的钱。前几年北京关了一次占坑班,没半年又恢复了。因为它牵扯到很多家长和学生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个调整和改变,如果认为是不合理的,必须改变,但这种改变是渐进的、人性化的、事先告知的。就像教育部公布取消奥赛加分一样,文件公布后过3年再实行。从起始年级开始执行,这比较公平。所以我们也提出一个路线图。
京华时报:什么样的路线图?
杨东平:我们提出三步走计划:第一步,2012年,实现取消赞助费和择校费;2013年,实现取消占坑班,还要调整划片、扩大就近入学,并且取消共建生、条子生和推优生;在2015年取消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实行示范性高中名额下放,实施教师流动制度以及学校合理布局均衡配置资源。
京华时报:要取消共建生似乎不那么容易。
杨东平: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的改革要害是限制权力,是北京市义务教育秩序整顿最为艰巨的任务。建议首先公开政府机关与名校共建的状况,逐渐减少名校招收共建生的比例,到2013年全部取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机关要做出表率,率先取消与名校共建的制度。从现实出发,在条子生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可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建立公正的程序,限制比例和数额,条子生需通过市、区教育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教育公平】
对于教育问题,大家缺的不是道德义愤,而是怎么解决
京华时报:报告发布后,你们提交给政府部门了吗?
杨东平:第二天就送给市教委了。
京华时报:有回应吗?
杨东平:没有。我们希望能跟教育主管部门坐下来沟通,面对面交流一些想法,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来找我们。下一步,我们计划去外省市召开一些学术性会议,组织经验交流,把外地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措施带回来,提供给北京政府部门做决策参考。
京华时报:您一直致力于教育热点问题的研究,促使您一直做这些事的动力是什么?
杨东平:我从2000年开始做教育公平研究,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我现在逐渐意识到,教育公平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要推进它在现实中的改变,促进教育变革。我想这也是对陶行知先生说的“知行”关系的理解。就教育公平来讲,很大程度已不是“知”的问题,但“行”的问题就比较难了。改革的动力不足,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治理模式比较陈旧……需要在“行”的方面做一些工作。对于教育问题,大家缺乏的不是道德义愤,不是批判,而是怎么解决,如何去推进它,逐渐变为现实,比如你提出10件,哪怕只落实了一两件,也是作了点贡献。
本报记者 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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