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制度以拉动内需

 

    目前，中国主要是通过提高最低工资、调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以及改善权利福利，来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并减少其支出负担。然而，仅凭这些手段，难以使在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实现足以拉动内需的实质性增长。在很多国家，个人所得税不但能够“调高”，还可以“提低”。这是通过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制度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内含于个人所得税制度、以纳税人家庭为单位的可返还性的税收抵免，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在职者的贫困问题。

    当前，内需不足是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有着极大的相关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表现之一，是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所占份额，即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不足，这会导致就业不足。就业不足又使得劳动份额不足的情况更加突出，形成恶性循环。拉动内需应当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增加就业；二是增加劳动所得份额，使收入分配更合理。

    目前，中国主要是通过提高最低工资、调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以及改善权利福利，来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并减少其支出负担。然而，仅凭这些手段，难以使在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实现足以拉动内需的实质性增长。

    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来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对于拉动内需的效果也不容高估。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很高的低收入群体基本上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单纯提高免征额，对于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几乎没有实际用处。而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未设置向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或者转移支付的机制，也就是说，它事实上仅限能“调高”而无法“提低”。

    参考很多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不但能够“调高”，还可以“提低”。这是通过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制度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内含于个人所得税制度、以纳税人家庭为单位的可返还性的税收抵免，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在职者的贫困问题。具体而言，抵免额随纳税人的收入和家庭成员状况而变。如果抵免额超过纳税人的应纳税额，那么政府将按差额对该纳税人提供财政补贴。

    关键在于，抵免额与劳动所得之间的关系具有分段函数的形式，包括抵免额递增、不变和递减三个区间。当纳税人劳动所得低于一定数额，抵免额处于递增区间之时，每增加1美元收入不仅无需纳税，还可获得相当于抵免率的抵免额。这意味着多劳可多获得补贴，对工作具有正面激励作用。当劳动所得增至抵免额不变区间之时，纳税人无需纳税，但抵免额也不会因劳动所得的增加而增加，对工作的激励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当劳动所得继续增至抵免额递减区间，纳税人每增加1美元收入，都需要交税并减少抵免额，会导致对工作的负激励。

    总体而言，合理设计抵免参数和补贴参数，可以使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弱势群体处于抵免额的递增区间，对其产生积极的就业刺激，从而将劳动者的福利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这与权利福利的补贴机制完全不同。

    多国实践证明，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制度对就业、收入分配等存在显著的正面效应，而且可以与最低工资制度配合起来发挥作用。最低工资制度旨在帮助低工资的纳税人个人，并不关心纳税人整个家庭的结构特征；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制度则旨在帮助低所得的纳税人家庭，关注整个家庭收入而非个人收入。最低工资制度可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不被雇主任意侵犯，但无助于激励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而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制度可以激励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但有可能被雇主用来压低劳动者工资水平。因此，现实的工作福利政策体系应该是这两种制度的结合。一般而言，强的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制度配以相对弱的最低工资制度，对于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这正是市场经济国家工作福利政策组合的普遍形式。

    当前，中国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主要症结是收入不足，而非支出过大。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制度对于刺激就业、降低收入差距、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可以改变目前个人所得税只能“调高”而不能“提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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