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上岗：宁在城市角落漂不回家在大厂干(3)

　　“那时候，喝酒比较频繁，每个星期基本上有2次”。也是在杭州的日子里，郑英锐开始了自己与同乡一位姑娘的恋爱故事。2008年7月，当宝加鞋厂落户阳新的消息传至郑英锐耳际之时，也很快就被西湖的暖风吹散了。

　　1年后，因恋爱破裂，郑英锐又再次回到温州。目前，他在温州市鹿城区仰义乡工业区温州华能鞋厂工作，仍是做鞋样设计，月薪有5000多元，比在杭州时的待遇还高出1000多元。

　　当郑英锐在西湖湖畔游玩时，阳新老乡曹灵凯正在温州市鹿城区的一家咖啡馆上班。闲暇时，他也会找一帮朋友喝酒、唱歌。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再像老一代那样，外出打工的目标仅仅是为了挣钱。他们并不愿意牺牲当下生活的幸福。

　　在阳新县向黄石市政府递交的关于宝加鞋厂招工难的汇报中也写道，对于年轻人来说，“外出务工已不完全是为了赚钱，图的是闯荡江湖的那种快感”。

　　这种闯荡江湖的快感，在1990年出生的曹灵凯身上更为明显。来温州打工的前两年，曹灵凯一直辗转在温州瓯海区的两家箱包厂上班。平均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让只有十六七岁的曹灵凯感觉很累。

　　听闻姐姐在鹿城区一家咖啡店上班一天只做8个小时，而且环境又好，曹灵凯心动了。当时，曹灵凯在箱包厂的工资有两千多，而他如果去咖啡店，前两个月的工资将只有1150元，两者要相差一倍。

　　但曹灵凯还是决意去咖啡店做服务生。在咖啡店上班，“环境好，较自由”，曹灵凯可来回走动，也可以不时跟其他同事一起聊聊天，说说话。而在鞋厂里，“人只能像台机器一样，整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到咖啡店上班之后，他说再也不进工厂了。”曹灵凯的妈妈说。

　　咖啡店8小时的工作外，曹灵凯结识了一大帮朋友，他经常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唱歌。今年5月，适值曹灵凯生日，十六七个朋友过来为曹灵凯庆祝生日，场面很热闹。一帮人中午、晚上吃了两次大餐，然后去K TV唱歌、喝酒，次日再到温州海边玩，坐游艇。一次生日下来，曹灵凯花了4700多元，这是他现在每月工资的1.5倍左右。

　　也曾在温州打过工的曹灵凯妈妈，听到儿子生日的花费时，惊讶了大半天。

　　郑英锐在温州打工的公司的老板向能华，对现在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是：喜欢享受生活，吃不了苦。这位出身草根的打工者，凭借勤奋和努力，在温州创办了自己的鞋厂。“我们那个时候，只要能挣钱，大伙什么苦都能吃。”

　　时代显然不同了。“现在，80、90后过来应聘时，问题很多。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一个月放几天假，要求特别多。”向能华说道。目前，向能华的工厂为其员工安排宿舍。但是，由于厂小，条件比起大厂来有一定差距。“有些应聘者嫌条件不好，不愿意来。”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徐增阳和向能华的看法不太一样。这位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关注自身待遇，期待过上好生活，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新生代农民工出生的时代都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环境较之老一代好了很多。他们生活的起点高了，对生活的追求当然也就高了。”

　　“归不去”的乡“在老家实在不方便”

　　今年，是郑英锐在温州的第4年，是曹灵凯在温州的第5年。这四五年里，两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反倒是对老家的生活有些不习惯了。

　　前年春节过年回家，郑英锐遇到了好几个几年未见的老朋友。老友相见，大伙决定去K T V唱歌。然而郑英锐家所在的富水镇，根本没有K T V。要去唱歌，需要到30多公里外的阳新县城去。路途遥远，一帮人租了一辆面包车，耗费30分钟才过去。

　　“在老家实在是不方便。”这是郑英锐事后的切身感受。

　　曹灵凯也有同感，他觉得自己更接近城市，而不是农村。他很反感农民工这个称号，也不愿意别人把他视作农民工。这个21岁的小伙子，着装整洁，爱干净。仅从外貌上来看，很难看出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

　　而同在温州鞋厂打工的周正庚已经“以假乱真”了。“我说我是农村的，都没人相信。”这位24岁的青年，面容俊秀、一身工作服干净整洁，脚穿一双褐色的休闲皮鞋，手里拿着一部iPhone 3G S手机，谈吐得体有礼。他对自己的形象很注意，衣服基本上都有品牌，“最基本的都是美特斯·邦威、森马这样的品牌，也有不少杰尼轩诗。”

　　周正庚还热衷于各种电子产品。他来温州打工五年，基本上每年换一个手机。索爱、三星、H T C、苹果iPhone，手机各大品牌他都用过。这些手机中，最低的价格是1600元，最高的是iPhone水货机3300元。“现在手头有点紧，等明年再换iPhone4吧”。

　　2008年，周正庚还斥资7500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此后，网络就成为他每天下班休闲的主要方式，“一天上网时间有2个多小时。”平日休闲时，周正庚喜欢外出旅游，“雁荡山这些温州景点都玩遍了”。去年“五一”，他还跟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大罗山野外露营。

　　“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消费方式也趋同于城市，对农村的认同感正在日益减弱。”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徐增阳说。

　　郑英锐认同徐增阳的观点。他自小就没怎么干过农活，对农业几乎一窍不通。90后的曹灵凯亦是如此，曹灵凯说，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更接近城市，只是户籍上属于农村而已。

　　去留两难间 政策与现实都很渺茫

　　然而，尽管他们更向往城市，城市却非他们的落脚之地。郑英锐和曹灵凯几乎没想过能够留在温州，“温州的房价两三万元一平米，怎么可能买得起？”

　　郑英锐的规划是，在温州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行业，并且赚到一定的钱，再回老家，“也不太会回村子里，应该是到县城做点小生意吧。”曹灵凯和周正庚也抱着同样的想法。今年8月，周正庚刚刚拿了属于自己的新房的钥匙，他的新房并不在他们村子里，而是在县城。

　　2010年初，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年的1月31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2月20日，全国总工会发布《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在报告末端的对策和建议中，提出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

　　对这些政策，郑英锐和曹灵凯他们并不了解。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他们谁都说不清楚。或许，他们还有希望留在温州，但是现在看上去却是那么的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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