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热衷聘外国顾问 500强高管受青睐(2)

　　今年广东的顾问团构成中，除了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杰瑞德·柯亨之外，其他都是各大跨国公司的高管。世界500强企业已成为各地政府聘请“洋顾问”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在广东召开2011年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之前两个月，重庆市也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当地媒体特别提到，目前，重庆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年会无论是顾问规格，还是会议规模，都已经超过了北京、广东、江苏等省市，位居全国第一。

　　据当地媒体的报道，重庆市长顾问团今年再度“扩编”：法国施耐德电气首席执行官赵国华、韩国SK公司会长崔泰源、日本东京海上控股株式会社会长石原邦夫、思科公司执行副总裁威兰珂等10位500强高管，将成为市长顾问团新成员。

　　重庆外经委表示，为了搭上重庆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很多世界500强公司高层都把当选为重庆市长国际经济顾问作为一种荣誉和身份”。此话虽然未提供来自“洋顾问”方面的佐证，但确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高管们拥有中国地方政府顾问的头衔。

　　与广东省同年起步的北京市，在引进“洋顾问”方面目标更为明确，其会议即为“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年会”，直接瞄准企业家群体。

　　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对外国企业家的吸引力无与伦比。仅以2003年举办的年会为例，这次在后“非典”时期举行的会议吸引了来自19家顶级跨国公司的高管，其中18家来自国外的公司全部为世界500强企业，与会者也是清一色的企业最高领导层成员。

　　地处内地的陕西省，也从2002年起开始举办陕西省人民政府国际高级经济顾问会议。2003年，第二届顾问会议结束时，时任陕西省省长贾治邦总结发言，说“本次会议有助于增加陕西和世界产业界精英业已存在的交往与友谊，进一步提升陕西和世界500强企业合作的层次与成效”。

　　一位多次参与广东省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的本地官员告诉《望东方周刊》：除建言献策外，地方政府也很看重这些企业的项目和投资。

　　这次“洋顾问”们来到广东，都表达了合作意向或具体计划，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瑞士诺华集团、英国BP 集团(英国石油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已经签订了具体的协议或启动了具体的行动。其中BP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打算再投资6亿美元将珠海建成全球最大的PTA(精对苯二甲酸)生产基地之一。BP在广东省的投资占其在华投资的60%。

　　在此之前，2009年的咨询会上，广东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与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签约，富士通在华设立的第一个世界级数据中心。

　　2007年的咨询会上，美国国际集团、欧特克公司、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都与广东省及广东地方政府签订了项目，内容从金融、数字产业到绿色农村。

　　黄华华曾指出，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推动了顾问机构与广东的交流合作，促进了一批重大项目的合作实施”。

　　期待更多富有创新性的建言

　　相比高管们带来的投资项目，各地政府主打的“洋顾问”的建言献策，也有人有一些不同看法。

　　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认为，“洋顾问”们只是来个三五天，而很多问题本土专家早已做过深入研究。

　　王先庆的观点有一些代表性。广州市人大代表李明华告诉《望东方周刊》：“政府也应该重视本土专家的意见，‘洋顾问’很难长期固定观察研究中国某个领域的问题，他们大多是临时找资料形成咨询报告。而本土学者大多有系统的研究。”

　　广州市人大财经委财政预算审查专家库成员章明直言，他们的不少观点并非创新，比如“环保经济”、“低碳经济”等，有的中小企业家早在10年前就开发了变革性既强又符合环保低碳经济的产品，因为得不到政府和金融界的支持而倒闭。

　　在2010年的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年会上，面对北京市的领导，“洋顾问”们也开始为北京市的高房价展开讨论。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戴瑞礼提出，作为衡量未来城市总体经济健康和发展势头的重要指标，北京市在住房和城市宜居性上得分都不高。ABB集团董事长冯恩博建议，北京可以参照德国的经验，通过税收来控制炒房。这些意见，在国内各个层面都有过很热烈的讨论。

　　关键在于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

　　聘请“洋顾问”的做法，在少数基层单位如街道办，也开始出现。

　　2010年7月9日的《云浮日报》刊登新闻，介绍某街道借助“外脑”促产业升级的事迹：街道党工委书记一连几个周末赶到“洋顾问”打球的高尔夫球场，“洋顾问”被感动了，答应要为镇里的发展出力。街道党工委聘请了5位“洋高参”，定期召开顾问会议，特别是围绕“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做大做强电子产业”方面，接纳顾问的意见。

　　到底怎样对待“洋顾问”？王先庆告诉《望东方周刊》：“2007年的时候，就有人在会上建议大力发展物流，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理解，因此没有采用。”

　　“有时‘洋顾问’提出了有价值有意义的建议，但如果得不到落实或者我们不感兴趣，那么，洋顾问们就影响不了什么。” 王先庆说，“如果各唱各的，那最终可能沦为形式主义。”

　　李明华曾任广州市社科院院长，这是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智囊机构之一。同时，广州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也使其能够参与地方政府的政策讨论。他说，不管请“洋顾问”还是“土顾问”，关键在于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建立，这样才能减少决策失误。

　　知名“洋顾问”的故事

　　新中国第一位“洋厂长”格里希

　　1984年8月，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4个月的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

　　当时武柴与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纪律涣散、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浪费严重。这种现象令格里希分外忧虑，据说他当时按捺不住，表达出“如果我是厂长，决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意思。

　　这一年，武汉刚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在此前的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国外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谈话，明确提出把引进国外智力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格里希的想法引起了武汉官员的注意，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柴厂长。

　　曾给格里希当翻译的李云中了解到，让格里希当武柴厂长的建议，送到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王群的案前时，他也拿不准。“让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去当社会主义中国国营企业的厂长，这在当时确实有许多不可预料的风险，决策之难是可以想象的。”李云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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