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力量决定城市定位和资源配置,使天津从心底里对北京的繁荣、对北京作为事实上的北方经济中心的不服气。在天津人看来,北京在解放后的繁荣完全是依靠国家调拨资源用政治权力一手打造出来,而非凭借自身能力——潜台词很明显,如果天津能拥有北京获得的那些支持,同样可以繁荣起来。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研究中心主任李铁则认为,不仅是京津之间,中国各个行政区之间都是竞争关系。“这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
学术界曾对京津之间这种关系的成因进行过深入分析:一是观念和心态——京津是中央直辖市,发展水平高,长期以“不跟你玩”的心态自居;二是行政主导型经济,存在各种行政性限制,产业调整没有跳出行政区划界线;三是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不畅,区域合作还没有上升到产业融合的高度和层次;四是国有企业比重大,市场化进程缓慢,民营经济薄弱;五是产业配套能力差——如北京电子产业规模大,但配套基地大都选在广东,因周边的配套能力远不如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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