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民族个性 中华文化走出去势在必行

　　胡锦涛总书记在7月23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进一步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快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目前，我国已经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设立文化中心的政府文件。仅以孔子学院为例，据统计，海外孔子学院的数量已达350多所，到2020年将达到500余所。应该说，我们已经积累了促进文化交流、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基本经验，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与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幅度和世界位次相比，其适应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这一战略进行深度确认。

　　一

　　我们知道，任何文化的构成都有双重属性。一是表达了人类共同情感和智慧的共性文化。比如扶弱济困、向往幸福等。共性文化为人类的交流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二是表达了一个民族特有经验和记忆的文化。这是文化中的个性，也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质的规定性。比如，虽然人类文化中都有扶弱济困的追求，但有的强调通过自由、平等来实现，有的强调通过劫富济贫来实现。从根本上说，文化的传播和濡化是以共性文化为平台的对个性文化的展示和交流。不搭建一个共性的文化平台，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都是生硬的，甚至是无法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文化既是一个民族所独有的，但又是人类所共有的，不是民族的私有财产。这就告诉我们，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中，进行文化交流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必须寻找人类文化间性并通过这种间性来传播和展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优秀文化。这是我们讨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根本前提。

　　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积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静态的累积可能最终导致文化走向封闭甚至消亡。因此为了防止这种结果的发生，必须为文化的发展注入积极的动力，而这一点只有依靠交流和传播才能得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只有这种走出去，才能实现文化的继承和在不同文化比照中的创新。文化创新不仅使一个社会充满活力，获得生机，更重要的是它能使传统文化获得更为丰富的阐释，进而不断获得当代性。可以说，没有当代性，也不可能获得文化对话的平台。

　　经济或者资本的全球化已经呈现不可遏逆的趋势，它通过跨国的方式，将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经济作为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不可能实现独立的全球化进程，它必然具有政治属性并附着在文化之上。也就是说，文化是实现将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载体。在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全球化。我们必须使用或者通过文化的主动性和多元性来警惕和抵御在全球化过程中正在出现的文化一体化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不管是从主流意识层面，还是从民间交往层面，不管是从体制设计层面，还是从作为产业发展的基本运作层面，增强和扩大文化的影响力，并以此来适应和促进世界文化一体化进程中的多元发展，必须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和基本战略。

　　二

　　中华文化走出去，通过不同的文化传播形式和渠道，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自古以来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性格，以便消除神秘，增进了解，进而改善世界文化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东方文化主要代表的中国日渐崛起，国力日趋强盛，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但由于文化的隔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的这一巨变遭到误解甚至敌视，“中国威胁论”曾一度甚嚣尘上，这种言论严重地误导了一些人对中国的判断。中华文化向来主张“天下情怀”和“以和为贵”，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天时、地利、人和”，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强调的是勇于担当、共同发展的立世理念，所有这些在近些年处理各类外交事务中一直保持不变。我们应该将这一传统文化理念赋予当代崭新内涵、崭新形式，着力打造文化型的企业、产品甚至资本，努力塑造友好、亲善的国家形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呈现给世人。

　　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通过传播中华文化的优秀内涵，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并能够在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一种文化类型或者理念是否优秀，不仅体现在是否承载了本民族、本区域的历史经验、民族心理和价值追求以及对世界、对自然的独特体认，更在于是否表达了人类共同的求美向善的普遍情感和智慧。对一种优秀的能够表现出人类共同经验的文化的尊重，是确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前提，人类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我们必须看到，极端自由主义文化、极端个人主义文化以及由此所衍生出的拜物主义、利己主义文化的存在，已经扰乱了当今世界的文化秩序，它导致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地区冲突、宗教争端、恐怖主义以及环境污染等诸多尖锐的国际社会矛盾，破坏了人类几千年来所共同期盼的和谐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最终有可能导致国际文化秩序的崩溃。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应该说，这与中华文化中的主流精神是并行不悖，甚至是一脉相承的。相信中华文化走出去，用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与价值去参与世界文化建设，一定会为解决诸多国际问题和矛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精神资源。

　　三

　　中华文化走出去，可以为中华文化的当代化和开放性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生长、生存空间。当代中华文化的来源主要有两个，即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非常巨大的阵痛，这次转变促使中国进入现代社会。那些在传统文化中已经定型的观念和价值如果不赋予其当代性的内容，那么必然会由于生存、生长空间的萎缩而走向消亡，只能成为静态的遗产或者西方猎奇的对象，即使是优秀的文化亦不例外。而在跨文化交流日趋紧密和繁盛的今天，当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国际性，传统文化必须延伸和介入到这个交流和过程当中，才能在获得当代性的同时来扩大自己的生长、生存空间。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种文化正在被使用、正在流动和发生作用，才是有生命力的和有价值的。比如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一旦和当代的保护环境、尊重自然等主题相联系，便会获得巨大的适用空间，因而也就会把这一理念变为人类文化中的共同主题。这其实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利用，也是为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学习和研究世界文化提供条件。

　　中华文化通过走出去，能够重新建立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平等对话。近代以来的中国，在文化发展和建设上有过惨痛的经历，西方文化曾经伴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入侵而强行进入，自那时起，中华文化就始终处在一种被窥视、被猎奇甚至被歧视的境地，中西之间即使偶有对话，也从来没有获得过平等的权利。简单地说，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偏重人文理性的，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西方的科技理性战胜中国人文理性的过程，而人文理性的沦落最终又导致了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在世界范围内，战争、冲突以及对环境的破坏也正是科技理性战胜人文理性的结果。今天，很多有识之士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局面，并积极予以拯救。经过新中国成立60余年，特别是近30年来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传统文化中那种人文理性也伴随着经济的崛起而受到瞩目。中华文化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文化理念和人文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为当下人类社会发展做了方向和目标预设，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充分自信和自觉。我们强调中华文化走出去，就是要秉承这种人文精神，去改变、调整日渐陷落的物质世界，获得在与其他文化的共生和对话中的话语权和平等权，从而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人类获得幸福生活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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