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外贸要靠三大改革措施

　　从当前形势看，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升的趋势难以逆转，唯有加大市场化改革和政策调控力度，帮助企业减负度过难关，营造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才能助推中国外贸集聚增长动能

　　霍建国

　　今年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弱势增长。从当前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8月份PMI为49.2%，跌至“荣枯线”以下、美欧外需的低迷，皆显示即将公布的8月进出口数据也不容乐观。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增长中仍承担着重要的任务。外贸的低迷不仅会拖累经济的增长，更关键是还将形成新的就业压力。当前中国经济保增长正处于关键时期，保外贸无疑将成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外贸“低增长”的四大主因

　　2012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呈现“低增长”态势，1-7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出口及进口总额分别增长7.1%、7.8%及6.4%，未达到10%的预期目标，尽管未来几个月有可能因翘尾因素和年终企业岁货等因素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但从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低速增长，小幅波动”将成为全年、甚至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总体趋势。分析判断，形成当前我国外贸“低增长”格局有四大主因：

　　一是主要贸易伙伴需求不振。贸易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需求，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欧盟、日本陷入增长困境，扩大再生产及消费皆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对中国产品的市场需求明显减少。其中,对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市场出口的不振成为我国外贸呈现低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二是贸易摩擦和壁垒日益上升。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形下，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和壁垒持续上升，来自欧美的双反调查范围不断扩大，金额持续上升，对我部分产业出口造成严重影响，光伏产品的双反案就是典型例子。

　　三是外资增量和加工贸易减少。我国的对外贸易50%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属于投资带动型出口增长模式，而外资增量不足成为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原因。此外，加工贸易对进出口的贡献持续减少。

　　四是国内实体经济内生增长动能缺失。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分析，影响一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近年来呈下降趋势，高端制造业正面临来自欧美的竞争和摩擦，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有来自低成本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挑战。我国的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等15个行业，技术水平普遍比国际落后5~10年。工业化水平的不均衡和产业创新能力的不足也影响了我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国内省市区域之间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性和存在的差异，以及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和竞争条件存在的障碍，也严重影响了企业内生增长的动能。实体经济发展的困难必将影响外贸企业出口的活力及竞争力。

　　三大政策解困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此轮经济危机暴露了发达国家经济制度本身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经过长期调整才可能恢复经济增长的活力。短期内外需减弱将是中国外贸难以避免的外部制约因素。因此，中国外贸要保持稳定增长，只有从企业内部竞争力和发展环境上下功夫。从当前形势看，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升的趋势难以逆转，唯有加大市场化改革和政策调控力度，帮助企业减负度过难关，营造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才能助推中国外贸集聚增长动能，再现发展生机。

　　一是尽快研究推出全面减税政策。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及外贸困难局面，传统的投资拉动政策余地已越来越小，修补性的调控政策难以根本扭转制造业和外贸出口的困境，营改增和部分出口退税政策调整难以根本缓解实体经济的困难。为此，应大胆研究整体减税方案，通过调低企业所得税或增值税税率来减轻企业困难。这种减税的损失将通过激活企业发展的活力，在不远的将来会得到积极的回报。当然从短期看，免除地方出口退税的负担比例，加大对农业加工品高附加值出口产品实行足额退税也是必要的，这种政策调整将有利于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

　　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当前，发展中国家都在普遍加大引资优惠力度，使我国利用外资面临激烈竞争，中央已多次要求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空间。当务之急应体现在具体的落实上，采取利用外资的积极促进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出台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农业等可以形成出口新优势产业的引资政策;出台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具体优惠政策，培育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综合竞争力;简化审批程序，推进投资便利化;加快研究新的鼓励投资领域及新型利用外资方式，多渠道、多途径继续推动外资带动型贸易稳定增长。继续发挥外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作用可能在未来10年都是难以改变的。

　　三是继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生力军，其进出口约占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28%，在目前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困难时期，尤其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帮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而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应积极鼓励各类商业性、政策性银行和保险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融资服务和多方位、多样化的信贷支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设计新的信用结构，对符合要求与贷款条件的出口企业，保证其出口订单生产安排所需资金;健全出口信用风险保障机制，扩大企业信用担保;对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设备进口或涉及企业更新改造所需的先进设备进口等提供优惠专项贷款或低息贷款等。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未来我国光伏产品的市场主要在国内

　　重要问题是努力提高并网技术，并努力补贴过高的电价;需要实现重大技术进步，乃至突破

　　何伟文

　　9月6日，欧盟宣布对中国太阳能电池启动反倾销调查，涉及我国全部光伏电池出口73%，金额204亿美元，对我国已是艰难过冬的光伏产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根据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特点，凡是我对其出口量连续两年以两位数增长，且占其市场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往往会发生贸易摩擦。就光伏产业而言，美国如此，欧盟也如此。并无例外。

　　从全球光伏产业链看，我国处于主导权很弱的地位。核心技术所有权不在手中，多晶硅和关键设备大量依靠进口，没有强大的国内市场作为主要依托。虽然光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但从迅速崛起到进入冬天，只有短短几年，而且很多是低水平重复，没有走上高端。这种发展方式是很难持续的。

　　我国光伏产业产能过剩是普遍共识。但不完全正确。这种过剩只是相对的。从绝对量看，我国光伏产能距市场潜在容量还有一段距离，并不过剩。相反的是，我国国内光伏市场，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我国之所以出现产能过剩，根本原因是国内市场狭小。技术和体制上的障碍，造成发电成本过高，并网率低下，都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因此，我们在高度重视、全力奋争对欧光伏案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全力开发国内市场。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努力提高并网技术，并努力补贴过高的电价。各国对光伏发电均有补贴。德国、意大利近年补贴大约在50亿欧元左右。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别很大。可考虑多种方式。例如大规模并网发电主要用于光照资源丰富的地区。更多地方光伏可用于局网，解决社区用电，家庭用电。要使新建的楼宇变成一个个单独的发电厂。这恰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种体现。光伏还可用于供暖和热加工。总之，应从每个地区的实际需要出发，避免把发展光伏产业作为政绩工程。国家对光伏产业的补贴，主要提供给用户。这将有利于良性和理性发展，避免依靠财政支持而盲目扩张产能。

　　此外，要使国内光伏产业稳定而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实现重大技术进步，乃至突破。一些发达国家正在研发非硅材料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如果成功，很可能带来太阳能利用的重大飞跃。我们应当力争后来居上，积极研发，并努力同世界一切优秀成果积极合作。通过相互投资，或战略合作等形式，鼓励在中国或美欧、以色列建立联合研发、示范基地，乃至生产、销售、融资中心。相信，通过政府、研发、生产和用户的共同努力，我国光伏产业一定会迎来春天，走上一条可持续的、更高端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共同主任)

　　股市要走好需解决好楼市矛盾

　　当前国内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尽管不是此消彼长的问题，但是国内房地产市场形势对股市的严重影响一点都不可低估

　　易宪容

　　据相关报道称，证监会的多次召开券商座谈会，希望券商能够寻找到“中国股市上涨理由”。再加发改委两天批准大量基础建设项目出台，欧洲市场危机正在化解，从而上演了9月7日国内股市8个多月以来最大的一次上涨行情，当天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了3.7%。

　　可以说，凭心而论，新主席上任后，的确下了功夫来提振股市的信心。但是股市之外仍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当前中国房地产仍存在泡沫，困扰股市正常发展。

　　最近公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国内经济持续下行，可能要推迟到三季度甚至四季度才能见底，市场对实体前景悲观情绪正在升温。这成为是投资者对股市缺少信心的重要方面。

　　那么投资者为何对中国实体经济如此悲观?很大程度上是认识到存在房地产泡沫，而这个泡沫无论是调整还是破灭都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当前国内经济增长下行有外需疲软之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泡沫挤出正在导致许多行业的产能全面过剩及企业亏损，导致一些金融风险正在暴露出来，导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全面下降。可以说，国内实体经济要走出这种困境并非易事。

　　还有，当前国内股市的外在背景与2008年有根本差别。比如，尽管2008年美国危机之时，国内股市出现前所未有的急剧下跌，但2007年股市高涨时财富快速飚长的记忆还很清晰，更重要的2008年住房的价格在一二线城市不但没有快速飚升，反而还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下跌。

　　而当前国内股市经过几年来的下跌，及中小投资者个人都损失惨重，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相反的是，在股市处于震荡之时，房地产市场投资则是如日东升，交易量上升，房价上涨。而这种房价成几倍的上涨，不仅在一二线城市信手拈来随处可见，而且住房市场投机炒作早就由一二线城市遍及到了全国。两个投资市场如此巨大的反差，使得股市的资金及资源又加速进入住房市场。更何况住房市场金融杠杆远高于股市多倍。

　　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就可能看到，为了实现“稳增长”，央行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内投资者又开始涌入市场。使得经过两年来调整的住房市场又面临巨大的风险。因为，在当前以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在这个市场性质没有转变之前，其住房市场的需求与价格完全取决于市场预期，而住房市场这种预期又取决于投资者心理状态及金融市场条件，而金融市场条件又决定了投资者心态。如果投资者意识到央行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宽松，比如利率下降、信贷获得性容易及金融杠杆率上升，住房投资者就会认为房价会上涨，就会利用已经改变了的金融市场条件进入市场。这就是这几个月国内不少城市住房销售突然暴升价格上涨根本原因。

　　可以说，当前国内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尽管不是此消彼长的问题，但是国内房地产市场形势对股市的影响一点都不可低估。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供应受阻成经济增长最大“瓶颈”

　　从宏观层面观察形势，中国经济发展“短板”，并非消费需求不足，而是资源供应

　　陈克新

　　从宏观战略层面考虑，今后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最大“瓶颈”，并非需求不足，而是大宗商品原材料供应。为此，必须高度重视原材料供应保障，深思远虑大宗商品资源战略，未雨绸缪，正确应对。

　　整体来看，中国大宗商品需求长期旺盛，各类原材料消费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大宗商品的资源供应却会受到种种制约，甚至不排除非常时期进口来源与通道受阻可能。因此从宏观战略层面考虑，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约束，不是来自需求不足，而是大宗商品资源供应。

　　需求长期旺盛

　　应该说，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大宗商品需求都将呈现旺盛增长态势。这是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人口增加。我国现在有13亿人口，预计今后20年内，人口总量接近或达到15亿。每年平均增加量在800万左右。在人均消耗水平不降低的情况下，人口增加，也就意味着大宗商品需求总量增长。

　　二是生活水平提高。今后城乡居民吃、穿、住、行水平的不断提高，所引发的大宗商品消耗远高于单纯人口增加因素。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将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国内收入的分配上亦会以更大力度向个人消费倾斜。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世界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出现，将使得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获得更快、更大的提高。

　　三是悬殊的地区消费差距。在中国边远地区、贫困山区，居民的消费水平还有待提高。比如肉、蛋、奶的消费水平两者间相差悬殊，后者可能不及前者的十分之一。如此巨大的消费差距，也就意味着巨大增长潜力。

　　四是一些重大消费需求未能满足。譬如环境保护需求、廉租房需求、城乡基础设施需求、医疗与教育需求、强大国防建设需求等，与发达国家水平还差距很远，所需要的大宗商品还很多。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大宗商品需求，无论是能源需求量，金属需求量，还是谷物需求量等，都还有很大的增加空间，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现在一些领域中的所谓产能过剩，只是相对较低消费水平的过剩。如果我们将上述需求潜力释放出来，完全可以消化几乎所有领域的过剩产能与积压产品，也包括钢铁产能，从而推动中国经济8%以上速度，至少20年，甚至30年的增长。

　　资源供应受制约

　　尽管大宗商品需求长期旺盛，但应中国人均自然资源较为贫乏，迫使中国许多重要大宗商品，必须依靠大量进口。可以预计，今后中国大宗商品的进口依赖程度还会提高，也包括粮食在内。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分工与贸易交流日趋紧密，中国经济增长所需的各种大宗商品，基本上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但也必须注意到，这种购买行为，以及购买后的物流通畅，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而且其制约性会越来越大。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其次，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利器。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对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并不情愿，总是千方百计进行遏制，至少是减缓增长速度，尽可能地增加曲折。在影响大宗商品资源供应方面，他们有着很多控制手段。

　　一是价格控制。美国等西方国家，完全可以在正常供求关系之外，大幅推高大宗商品价格，由此增加输入性物价上涨压力，迫使中国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与此同时，相关跨国公司及金融机构，却可以从中获取重大经济利益。

　　二是生产与贸易控制。放眼世界，当今重要大宗商品的稳定产区，如澳大利亚铁矿石，美国的玉米、美洲的大豆，欧洲的小麦，中东地区石油等，基本上都在西方国家领土之上，或者是控制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上述商品的物流贸易，大部分也由西方企业巨头所掌控，可以任意控制产出与贸易数量。

　　三是运输通道控制。美欧等西方国家，连续发动对伊拉克、利比亚战争，加紧对于伊朗战争布局，积极插手南海纷争，除了掌握石油等大宗商品生产外，还在于掌控世界重要物流通道，从另一个方面制约大宗商品供应。

　　六点建议

　　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观察形势，中国经济发展“短板”，并非消费需求不足，而是资源供应。对于这个中国经济攸关问题，绝不可以掉以轻心。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从宏观战略角度，深思远虑，未雨绸缪中国大宗商品资源保障，防患于未然。

　　一是千方百计获取资源。今后的时代，还是一个资源为王的时代，因为欧债危机引发的部分资源产品需求低迷，价格大幅跌落只是暂时的。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资源并购，千方百计获取资源权益，并且提高物流保障度。虽然我们遭遇了一些挫折，也要坚持不懈。在这方面，世界矿业巨头们继续大手笔投资全球矿产，确实具有胆量与远见卓识，值得我们学习。

　　二是进一步提高资源储备。获取资源，除了并购投资权益产能外，还要提高现货资源储备，包括国家战略储备与企业商业储备两个方面，比如大规模的石油储备、食品储备、矿石储备、有色金属储备、稀土储备等。这也是转换中国外汇储备形式，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实现“适度实物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国家要有专门机构指导、协调、部署这方面的工作。要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大宗商品商业储备，国家在贷款、税收、土地方面予以政策优惠。此外，还要搞好一些大宗商品的国内产能储备。

　　三是努力降低单位消耗。从战略上消除中国大宗商品资源“瓶颈”约束，应当开源与节流并举。要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实现技术进步，大力开展节能减排，循环使用，努力降低单位消耗，减轻经济增长对于资源消耗的过度依赖。

　　四是加快新技术、新能源、新产品的开发使用。降低经济与单位原材料依赖和消耗，需要加快新技术、新能源、新产品的开发使用。比如清洁煤炭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风电太阳能技术等。尤其是要加大物资回收利用技术研发与推广，努力开发“城市矿藏”，变污染环境废物为有用资源。

　　五是按照市场化原则制定资源产品价格。大宗商品及其下游产品的价格形成，要符合市场化原则。一是稀缺者贵，通过较高价格抑制资源浪费，并使得回收利用、新技术产品有利可图。二是尊重成本与价值规律。不能仅仅为了物价稳定，堵塞合理成本转移通道。否则，资源及下游产品，如自来水、煤电、成品油价格过于低廉，甚至低于成本，不仅会导致使用者大手大脚，刺激不合理消费，还会挫伤生产者积极性，导致人为供应紧张，引发更大的物价上涨压力。

　　六是加快大宗商品市场发育程度。这是新形势下增强中国价格影响力，获取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大的需求量，为世界最大商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建立，为权威价格指数的形成提供了天然优势。在这方面，金融机构要有远见，紧密配合，国家给予优惠政策支持，生产企业和贸易商们也要积极参与。

（作者系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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