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日前接受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中国首席代表刘萌的采访,针对中国高房价的现状,他表示,房产商对于目前的房价水平当然承担着非常大的责任,但就市场如何健康发展来讲,需要三方面共同承担责任:一是政府,政府的房地产政策要能满足居者有其屋,而目前来看我们的房地产政策并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房,甚至租得起房;二是开发商,除了要给消费者提供满意产品外,还应肩负企业公民的责任;三是消费者的成熟。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房地产买卖难有契约精神
刘萌:大家好,欢迎来到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和腾讯网联袂打造的高端访谈节目,对话全球契约——中国企业责任先锋在行动,我是刘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对话嘉宾是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先生,王董事长您好,欢迎您。
王石:您好,刘萌。
刘萌:我了解到在过去的两周中,您一直在北大进行授课,我们很好奇的是您授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王石:我是给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同学讲课,我上课的单元就是讲契约精神,是属于企业伦理的一个活动。
刘萌:您是如何理解契约精神呢?特别是它在企业社会责任里面的应用?
王石:契约精神是指西方的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个产物。基本应该是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是自由选择,就是大家是有选择权的。第二是平等的,第三是这种自由选择平等的前提下进行的交易,这种交易变成文字。大家来画押,并且按照这样的契约去执行。
当然既然是契约执行,可能某种原因不能执行,或者被动地毁约,甚至是主动毁约,但是还有最后一条就是这样一个补偿形式,就是你毁约了,你要补偿,你要赔偿。基本契约精神就是这几个方面。
至于你说的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怎么样体现契约精神呢?现在企业制度,现在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的依据,很重要的,就是从企业伦理、社会伦理角度来讲,我们都是从法学,从其他角度来看,很多就是契约的精神。前提就是在自由、平等的这样的情况下来进行,大家来制定共同遵守的承诺的条件。
这个我想对于企业公民责任是一样的,但是和一般的我们讲的企业的精神很大不同来讲,这里不但要有自由、平等、自愿,但是真正到执行当中,你说是不是要给它什么惩罚呢?这里倒没有。因为更多有点像企业公民责任,更多是承担尽社会的义务,这种义务你不执行可能不惩罚你,但是对你的品牌的美誉度和企业形象,从长远来讲,当然如果你不执行,那就是一个损害。不仅是对你的美誉度的损害,可能对你的企业的竞争力也会造成损伤。
刘萌:您怎么看待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缺乏契约精神的社会现象呢?
王石:你说缺乏契约精神现象应该是从文化讲来比较一下,刚才我们讲契约精神是什么意思,首先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个产物。你可以追溯到圣经的旧约,就有雅格和以扫的故事。以扫要为碗红豆汤,从他弟弟雅格那里,雅格呢,就说作为交换条件对他各个说,红豆汤可以给你喝,但是你必须把长子继承权让给我。可能当时喝这碗红豆汤的时候,以扫并没有认为这么严重,所以现在结果来讲,就是为了喝一碗红豆汤,长子继承权就被雅格继承了,这是在旧约的故事当中,有文字记载的,这是最早的契约的原意,有文字记载的就是旧约。
对于中国来讲,更多不是这种,虽然是神话,也是传下来的很多原故的记载、神话,但是记载的有契约的记载更多是田契,就是一个交易。甲乙双方如何一方要卖,一方要买。这个记载讲就很有意思,记载是在官方的监督下进行的。所以你会发现呢,一个是源于神,旧约上来讲,如何在神的面前制定契约,在中国传统来讲也是一种交易,但是在官方的监督下,所以你会发现就会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交易是两个权威,一个是这样的,一个你看不到的,但是你感觉它是存在的,一个神秘的非常巨大的力量在那里,在它面前你要感到畏惧的,你要感到要服从的。但是你看中国的传统来讲呢,是感到权威存在的,但是是非常有形的,是官方的,是感觉到的。在官方认可下这样的一种交易。
咱们看在中国来讲,更多来讲不是这样,不是说你签了合同,必须要执行。有没有呢?
刘萌:那么如何面对这样的困境?
王石:有,有必须执行的。执行当中叫父债子还。欠的钱怎么办呢?父亲已经走了,儿子来偿还。这是中国传统的,如果按照契约精神来讲,这个精神比西方还要胜一点,我一定要偿还。这样的故事,我们不乏听到这样的故事。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不是父债子偿了,我这个就不准备偿,不准备履行。比如说现在房地产行业上反应的,房地产调整了,你会发现购买的这些消费者就开始来和你弄。还上,从你们来讲好像是缺乏契约精神,因为签了合同,就要履行,不能价格升的时候,你觉得应该的,价格降了,你说我要你给我补偿。实际上你中国的传统文化契约精神来讲,就有一个同情弱者。就是说买方和卖方,如果买方是弱者的话呢,那就同情弱者。就像房地产商和消费者来讲,消费者是弱者,为什么?消费者在闹降价的问题上,你看基本上政府就不太干预,为什么显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系。反过来讲,如果弱者在卖方,最后来讲可能同情的就不是你买方,比如说我卖价低了,我吃亏了,比如说农民卖土地,土地卖给政府了,农民就来闹事了。如果在卖方的话,往往同情的就是卖方。恰好这个不是说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水平多低,他们如何不讲契约精神,不是不讲,这个因为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
实际上在中国像现代化进程当中,如何来融入西方的契约精神,这个恐怕还要有这样一个过程。
刘萌:您刚才谈到了契约精神和强势与弱势这样两种群体,我在想,万科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您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一方面面临着股东对您经济方面的压力,另外一个也需要对社会广大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做出回应。在这中间您是如何平衡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呢?
王石:应该说,企业公民或者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我来讲,这还是到了90年代的后期,听到一个新词,应该说在90年代中期之前,因为我是1983年到深圳创业的,开始一边打工一边创业,一边从香港买了很多企业责任书来学习。没有在这种书发现有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词的。因为还是比较晚的,90年代后期之后。
我的理解,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何来平衡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如何履行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来讲,简单来讲,一个就是如何股东利益最大化到如何利益相关者来平衡。
我觉得这样一个认识过渡,你必须要面对的,你不能平衡的话,企业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这本身是社会的需求、社会的呼吁。所以我想联合国讲的全球的企业公民责任,这个背景也源于两个背景,从时间上来看,和这个也是非常相呼应的。
简单来说,古典经济学来讲更多是讲股东利益最大化,社会责任应该是政府的事情,或者是NGO的事情,因为企业本身是讲人是自私的,企业是牟利的,如何制造产品,消费者如何能够来用。但是显然古典经济学这种逻辑,到现在我个人认为不适用,因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全球一体化之后,企业的能量越来越大,尤其是跨国企业,全球一体化造成的全球经济增长能量和实力是非常大的,以至于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已经大过了一些国家,甚至一些中等国家,比如说世界500强的这些企业,他们调动资源的能量,不仅是在本国,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亚洲,如果在这个时候还仅仅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就会发生问题了。
作为万科来讲,我觉得两点很有意思,我们追求的一些企业的做法,你会发现刚开始,是万科被评为最佳企业公民的时候,企业公民是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被评为最佳企业公民,它的内涵你都不知道,你要领奖,你要发言肯定要知道企业公民是什么。就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却被评为最佳企业公民呢?只不过是你的做法,你的追求和企业公民的要求契合,正好契合到一块去了。一旦发现契合的时候,当然你就意识到,仅仅是契合是不够的,还有很高的要求,比如说这件事儿是全球契约责任的契约,当然要有全球实业。你原来你更多是一个中国实业,你是全国企业,是中国企业,而且你是做房地产,中国房地产市场根本做不过来的,再一个房地产特殊的属性是地域性。
所以原来讲你根本不会考虑到国际上什么影响。但是你会发现,全球企业契约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要求是全球实业,所以在这个条件下你再提高一点,就不是很难。我在经济上再提高一点吧。
第二点就是2002年,我去非洲登乞力马扎罗,我知道乞力马扎罗是从海明威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这本小说上得知的。那是我的少年时代,所以知道在非洲知道附近有一座常年积雪的雪山,因为赤道嘛,是非常热的。让我惊讶地发现,我整个登山过程中,一直到登顶都就没有发现雪。我就很纳闷了,难道海明威当年的观察错了,他写的常年积雪。
下山回来问专家,专家说很简单,就因为全球变暖。
刘萌:气候变化。
王石:气候变化,乞力马扎罗已经不是一个常年积雪了,已经是一个季节性雪峰了,而且预测,如果不能遏制它,让它继续这样迅速恶化下呢,在50年之内,这座雪山就彻底消失了。
刘萌:所以这也使您意识到了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王石:显然我就意识到了,你作为一个大自然的爱好者,你即刻意识到了气候变化和我们的经济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反过来就开始思考你的企业,你这个企业的活动和它是什么关系。你不注意不要紧,你一注意才发现吓一跳,在气候变暖的过程中,万科的行为是和全球变暖是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万科是一个住宅开发商,我们主要是建筑这一块,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气候变暖主要是一个碳排放,再一个是就是森林砍伐,吸收二氧化碳的植物都砍掉了。
当然城市化过程中还是需要住宅,需要大量的住宅,你不能因此而不盖了,所以你就要考虑改变这个施工工地,减少木材施工。比如说万科从1997年推出了产业化,差不多这个木材使用量只有原来的15%。可以减少至少85%的木材使用量,再一个减少用电、用水。所以极力推广出来产业化。
刘萌:我也知道万科也是中国绿色建筑的倡导者之一,那么您能给大家分享一下绿色建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万科和其他房地产企业相比,在实践方面有所不同吗?
王石:实际上我刚才讲的概念是主要如何建建筑,建的过程中,如何来减少能耗,减少木材的使用,从如何减少木材到保护热带雨林。这是万科作为企业经营当中我们一个企业公民责任的非常明确的目标。这个是和WWF世界自然保护基金签订了这样的合同、协议。从长远来讲,不仅要大量减少木材使用,还要保护热带雨林。
至于你刚才说的绿色建筑,建筑如何是绿色的不但是建造的过程是绿色,建筑的建筑也要绿色呢?简单来说如何建筑本身在保证人的正常生活情况下,同样舒适的情况下,减少能源的消耗。比如说在住宅建筑当中,你要用电、点灯、照明,冬天要取暖,夏天要空调。照明、取暖、降温都要大量消耗电,消耗电、发电就要碳排放,所以说如何减少能耗这就是绿色建筑的本身。
举例来说,怎么达到呢?就像我们知道我们夏天在城市卖冰棍的,外面很热,你如何让冰棍不让它化,卖冰棍的小贩呢,用一个棉被很厚的面层,把这个箱子包裹起来,这样你会发现外面虽然很热,那个热是进不去的,里面很冷,冷得也散发不出去,简单的绿色建筑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就是给我们过去的住宅披上一层棉被。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简单说是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作为建筑来讲,如何绿色建筑呢,就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怎么披上棉被呢,我们就要加厚保温层,加厚了,太厚了,成本很大。太薄了,比如说我用太空棉,用太空的技术来讲,成本太高。再一个我们发现,在上海曾经做一个加一个保温被一个建筑,就是降低能耗突然着火了,说明什么呢?还不能易燃,不易燃呢,成本要高。所以如何搞绿色建筑呢?就有一个成本控制的问题。
所以说如何来成本控制,那就一个难题,成本要增加又不能太高,怎么既达到绿色建筑环保,又不至于成本很高的消费者承受不住。当然我们说了,保暖了,还有一个是如何来讲,非常非常封闭了空气可能不好。还得有一个新风系统。
我们北方、南方,北方到了冬天保暖之后很干燥,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加湿系统,到了南方,到了梅雨季节,湿度非常高,要有一个除湿系统。所以我们搞的绿色建筑呢,不是单纯一个加一个棉被那么简单。
刘萌:所以是更加因地制宜。王总我们今天身在您的办公室,在您的办公室里面有这方面的体现吗?因为我知道万科中心也是一个绿色建筑的模型。
王石:这个建筑来讲应该说是做绿色环保、绿色建筑,这做得多少有点极端了,更多代表象征意义。你说完全普及还有一定的差距。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在万科呢,多少有很多家具,很多装饰,你会发现是没有一片木材的。
刘萌:那它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王石:你可以来反证,你说我认为哪个就是木材。
刘萌:比如说您的这个办公桌。
王石:办公桌镜头给一下,它是竹材的,不是木材的。为什么用竹材呢,你看我这里的,茶几,看着很像木头,你看我们的书架很像木头,全是竹材。甚至我们的天花板、我们的门,全是竹材的,为什么要用竹子呢?因为竹子是环保的。
为什么是环保的,第一它是速生材,长得非常快。
第二竹子本身来讲,它的根是盘根错节的网,是固土的,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再一个它是速生材呢,可以砍伐,使用了马上就长出来了。
刘萌:所以说节能源于每一个细节。
王石:再一个呢,我们这里本身还有这样的空调的制冷系统,这个制冷系统就很有意思了,它是制冰系统,就是它制冰就是冰气了。我们知道在晚上,电网供应的电,晚上是鼓励用电,大部分晚上都不办公了,公共场合的灯也都关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电厂的发电锅炉就停下来。电照样能够送,这个时候鼓励你用电,电是便宜的。换句话说,在很多电白白浪费掉了,这个时候我的系统空调呢,就开始工作起来,用的是非常便宜的用电,就制冷。
这到了白天了,到用电高峰了,正常的商业电价的时候,这个时候只是鼓风系统开动,鼓风系统开动要比空调制冷系统开动用电少得多。把你制冰的冷呢,通过鼓风系统送出来。
我白天空调系统并不是制冷系统在工作,而只是鼓风系统,把晚上的制冷呢,那个冰储蓄的那个冷输送出来。这样呢,至少你的用电量又比正常减少了40%。随便举这样的例子,各处在显示你在节能。这样总的加起来,它的舒适度和正常舒适度并没有减少,但是整个你的用电、耗电量大大减少了。当然很多单项技术呢,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传统的技术当中都在应用,甚至包括这个竹子更不是什么高科技的制品。但是你把这个综合加起来了,就达到了绿色建筑的标准。
刘萌:王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非常生动地,在生活细节当中的各种案例,我们想万科有数以几十万计的业主在全国各地,在自身倡导公益和环境保护的同时,有没有通过自身的影响力把这些先进的理念带到一个一个的万科社区当中去,带动更多的老百姓来参与到保卫我们自己家园的事业中呢?
王石:比如说我们已经在万科的社区呢,和WWF世界自然保护基金推广地球一小时,推广到第三年了。小区业主参加是非常积极的,通过地球一小时活动让大家认识,全球变暖、碳排放,如何在这样的局面怎么做,大家更多地行动,在平常生活当中如何带减少浪费,来关心这个问题。
而且借助地球一小时呢,万科在2010年在十个小区推广垃圾分类,这个材料可再生,这样减少能源的消耗,同时也达到了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这个方面应该说工作做得,全面平均下来最好的小区垃圾分类回收最高的达到了50%以上,平均下来已经是至少现在可循环回收使用20%,说到这一点我们很开心。这也是万科企业公民办重点推动的一项活动。
不追求高额利润是房产商的社会责任
刘萌: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想万科的这个业主也是幸运的,因为他至少可以承担得起商品房高昂的价格,谈到房价可以说这是中国老百姓一直以来心口的痛,那么您认为作为万科特别是作为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企业,在这个问题上,担负着怎样的责任呢?
王石:关于房价来讲,房产商当然是承担着非常大的责任的,但是就一个市场来讲,如何健康地发展,如何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呢,应该是他三方面的力量,或者三方面的责任。一个是政府,因为政府房地产的政策,因为房地产这个项目非常特别,人必须要求人住有其屋,但是确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买得起房子,甚至租得起房子。这个方面应该是政府来把这个方面整顿起来的。所谓的住者有其屋这种公租房、廉租屋。
第二个当然是发展商,如果发展商当中来讲,你尽你的社会责任方面,除了给你的消费者提供他们比较满意的产品之外,作为企业社会公民如何来参与这一块。
第三个当然还有消费者的成熟,至于你刚才说的房价,我们现在看看从发展商来讲,确实这几年房价越来越高,高的房价有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货币政策、金融政策有关系,和发展经济周期有关系,当然也和房产商的诉求有关系。比如说你是的诉求一直是高利润呢,还是诉求合理利润回报呢。如果诉求高的利润,当然是价格卖得越高越好,无形当中尤其在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地追求高利润,显然对于催生泡沫就会有推波助澜。反过来讲,如果在这种压力下,发展成比较理性的一个自律精神,我不能这样推波助澜,我有一个合理的利润率回报就可以了。可能显然对这个市场呢,推动泡沫呢,就会起到一个阻碍的作用,妨碍的作用。
当然,消费者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如果不成熟的时候,他也会追风,价格越高是越买,所以就造成互相刺激往前走。所以,政府的行为政府去考虑,消费者有一个自己成熟的过程,我自己一个房产商,你问的我,房产商的责任来讲就是应该不要追求高额利润,更不要追求暴利。尤其应该非常清醒房地产这个行业在经济发展当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应该本身的自身的约束自己,自律、自保。如果房地产一旦最后高额的价格不能支撑的话,如果破裂的话,首先我们是受损害者,所以说要自保,再一个要自律,我们应该有道德,温家宝总理不是讲嘛,房产商要流道德的血液,意思就是你们现在流的不大道德。应该说这种指责这种批评,这种企盼,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接受的。比如说疯狂的拿地王,地王出来一定是地价就会上升,地价再上升就会追高不追低。整个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这种情况发展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应该我们有自律的要求。再一个提到企业公民责任,除了我们给消费者提供这样的产品,保证质量,价格不要太高,再一个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如何兼顾那个,刚才说这原来应该是政府承担的,房产商也应该从企业公民责任方面,从利益相关者方面考虑。
因为本身你在开发房地产,你在产品的质量控制方面呢,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如何做这种廉租房、限价房完全可以贡献你这方面的智慧,贡献你基础的能力。
甚至通过股东大会,通过董事会确认,拿出一份钱来建这些廉租房,实际上万科在探索,我们在几年前就建了万汇楼,专门拿出钱,那次从买地到建房是7000多万,专供低收入人群这样的廉租房,那个效果还不错。那个我们也准备把这样的尝试有适当的机会到其他城市去推广,这就是你们要承担的企业公民,如何从一个利益最大化到一个利益相关者都考虑到。
企业洁身自好 反腐败
刘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房地产企业能够更加关注,像您刚才提到的在城市中居住的低收入的人群更多参与到使得人人有房住,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来。另外王总我也注意到了,万科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家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住宅开发企业,在全球契约的核心的十项原则当中,涵盖了人权、劳工权益、环境保护以及反腐败四个领域,您认为对于万科来讲,哪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呢?
王石:当然这四个方面,我觉得应该都要重新认识,重新遵守来达到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但是在中国现在的环境当中,我觉得两方面是挑战比较大的,一个是反腐败,再一个是如何来关注环境,来保护环境,我们来说说这个反腐败。因为现在中国在急速经济发展当中,出现整个企业的转型,制度、职能的转型,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个发展当中就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腐败。行贿、受贿这种风气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愈演愈烈。
企业如何洁身自好,如何做到反腐,这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不行贿、反腐败是一个底线。我相信这个底线不仅是我的,很多企业家,很多企业公民诉求的。但是如果在这个不好的环境下如果能够坚持下去,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企业做大了之后,员工增加了很多,项目增加了很多城市的时候,如何做到不行贿确实相当大的挑战。
第二个来讲,关于如何来保护环境,我想在中国应该有一个认识过程,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在西方发达国家来讲,走过这条路,如何在发展当中破坏环境,之后又如何保护环境,这样一个认识过程。中国基本上也是这样,先让我们发展,发展的代价是破坏环境,那让我们先破坏吧,等我们有了钱,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再去保护。
显然我觉得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是一个转折。因为在这个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隆重宣布,到2020年中国的碳减排强度要减排40%到45%,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对外声明。因为中国人就是言必信,行必果。这样对外宣布了,就一定会执行。
显然这一点呢,当时那次大会我也参加了,当时对于那样一个承诺呢,国际上NGO组织还是不满意,觉得程度还不够,但是我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表态我是非常高兴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在之前,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加入全球的企业契约的不多,这个可以理解,显然我觉得2009年是一个转折。从现在来讲,我觉得在中国现在的舆论导向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何从舆论导向上从接受的观念,到时候采取的企业行动,当然有一个认识过程,我相信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尤其是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这样的倡导、推动下,我相信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这个方面如何来积极响应全球企业契约这样一个号召,会积极响应的。
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更多的民营企业参加,只是万科个别企业家来加入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保护20万建筑工人权益
刘萌:所以我们说大企业有大责任,我们也希望通过像万科这样的大企业来带动更多的企业,加入到全球的社会责任的运动当中来。另外我也注意到,在万科的供应链上,虽然可能不是万科直接的雇员,供应链上有数以几十万计的建筑工人,我们知道在国内对于建筑工人普遍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低,第二个是拖欠或者克扣建筑工人的工资,那么万科作为一个大型的企业,有没有在自己的供应链中依托您的影响力,或者话语权,来使得这些承包商切实维护建筑工人的权益呢?
王石:现在平均下来每天在万科的建筑工地工作的建筑工人整数来讲20万,每天都有20万人工作。当然从改革开放以来呢,应该是建筑工地主要是靠农民工来解决劳动力的来源,应该说相当一段时间他们的工资是不高的,但是随着劳动力的短缺,尤其这两年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还有出的《劳动法》、最低工资保障,应该说现在工人的工资提高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应该说最低工资这个方面呢,这不是一个问题。
显然来讲,你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拖欠工资,比如说市场不好的市场,往往来讲工头克扣工人工资,甚至是推迟发放工资,甚至临到年关的时候,突然工头不见了,整个就是欠薪。
这个方面的问题在中国尤其是正在调整的时候,万科这个方面所做的来讲,就是我们如何和我们的供应链签这种合同,合同有一条来讲,我应该给你一方的,有一部分有一个百分比是放在中立户头上的,既不是在我的,也不是在你的,预防工资不能按时发的时候,用这个钱来给他们发了。
刘萌:这也是一道风险机制。
王石:对,从风险机制来保证,最起码也让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虽然那些工人不直接是我们的,但是我们会非常在乎他们的权益的。对于我们现在的主要的矛盾点,我们觉得对于万科来讲,我们面对的是20万劳工,我们最主要是如何保护他们劳工的权益有两点。第一点如何减少百万平方米的施工死亡率。
刘萌:作业的安全。
王石: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应该说是人的生命权,这是最大的权力。如果你是各方问题说,我不克扣工资什么的,但是你的伤亡事故率偏高。这显然本身就是对劳动最大的不保护。显然万科现在更多是引进日本的经验,比如说首先在劳动力施工当中,安全的保护方法,比如说日本很多是用安全带,套上安全套索,因为往往死亡率很大的是从高空架摔下来,再一个高空不明的飞落物体,砸中脑袋,所以说安全帽的保护。比如说这是一款安全帽。这是万科来给工地提供的一款安全帽,这个设计是从德国引进的。各方面的设计对高空冲击会起到减缓作用的。
这是一个方面,目前来讲就是百万平方米的死亡率的减少,一定要向日本这样的行业学习,一定在万科的百万平方的施工死亡率降到最低。这方面的投资安全帽、安全带加大投资。
再一个方面,我们对农民工都是流动人口,都是农村到城市来的,他们子女的教育,他们子女的大病的救治,毕竟他们不能享受和城市一样的福利待遇,所以如何对他们的子女教育进行救治。这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也是我们企业公民办从侧面来做的一个事情。
尤其是比如说救赎机制,突然这些农民工家里得了大病,小孩得了大病之后,我们是万科企业公民办和我们的这些企业合作伙伴建立一个互助会机制。我们拿一块钱,尽管和我们没有关系,你拿一块钱,或者我们拿两块钱你拿一块钱,或者你拿两块钱我拿一块钱,建立这个补助基金,补助这些农民工家庭,突然家里面发生意外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补助金。是这样来考虑的。
哈佛游学经历更能看懂中国
刘萌:所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知道王总,社会上关注您近两年到哈佛的访学,我们也注意到在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是成年人选择出国留学,那么结合您在海外访学这两年的经历,您有一些经验和体会与大家分享吗?
王石:因为这个访学还在进行当中,严格来讲是三个学期,还是感觉收获相当大的。作为我这个年龄去学习呢,要过语言关的,当然挑战相当大的。我去之前是有一个准备的,第一来讲,首先来讲,语言就是一个环境问题,你把自己放到这个环境当中,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说到那里学习一个新的环境当然困难很大,实际上去了之后呢,环境是那个环境了,但是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你要适应那个环境呢,非常难,比想象的还要难。而且不仅是语言的问题,完全是你的生存环境不一样了。尤其在国内来讲,你感觉很自在,你珠峰都上去两次了。各方面的你没有感到你的行动不自由,你珠峰都上去了还有什么不自由呢?
到了那儿你突然发现你是半残废,什么叫半残废呢,你一个人行动根本不知道怎么走,怎么样搭地铁,去哪里,搭地铁搭错方向,你到哪里,到超级市场绝对是找不到。所以办一个信用卡,你才知道你到了那里根本没有资格办信用卡,你说大老板没有资格办信用卡,我以为是没有问题。我先打两万美金进去办一个信用卡,你没有资格。你有钱并不等于你有信用,有钱有信用,有关系那是两回事。我说怎么办呢?你先办借贷卡,你不是有钱吗?你先办借贷卡,也就是你的透支的允许度就是你自己的两万美金,你一次花完或者是分多少次花完,OK。但是你想给你一个信用卡,对于你来讲,透支信用到月底才给你结算不行。这些东西来讲,你都不知道,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你才发现到那里你简直是半残废。
但是已经是每个礼拜,每个月,每个学期下来都感觉刺激,充实自己,自己整个像开了一个天窗,所以在那里学习是感觉非常好的。因为抱着这个目的就是个人的修为,再一个如何从修为当中更深一刻理解西方文化。
反而来讲,从这个角度再看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现状,能够发展到现在,你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当然不是说就停在这个现状,当然它需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深化改革。尤其是体制方面,政治体制需要改革,但是显然的,你会理解为什么这样的现状。
即使信上帝的美国也曾经有一段和中国发生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呢,我们不要看它也是曾经这样,我们重点来看,它是怎么过来的。
所以你到那个地方,你反而再来看,你会更清楚看到中国的发展,而不是更容易从否定的角度看这个事情,发展这么快,带来这么多问题,我们拜金主义,我们又没有信仰,不是的,我们是有信仰的。如果说现在是拜金主义的信仰,美国也曾经有一段拜金主义,但是看你怎么克服了。所以我觉得到了那儿去学习、去反思,非常非常重要。
刘萌:所以最大的收获是跳出去,然后再回望中国的一些和自己身边的事情,有更深刻的反思。
王石:那是副产品,你原来的目标不是这个,目标是个人的修为,更多的圆自己的留学梦。有这个机会,没有想到收获是非常大的。
刘萌:我想王总在中国可以说是很多年轻人,甚至是成年人的偶像,作为一位受尊敬的企业家、探险家以及环保人士、公益人士和公众人物。现在在国内有很多年轻人纷纷有创业的激情,您对他们并且结合自己曾经创业的那份经验,有没有一些忠告可以分享呢?
王石:第一忠告是没有,因为时代不同,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很难说我的经历我去告诉他们什么,忠告是没有的。但是借这个机会,提到年轻人创业,我想说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就像我们当时年轻的时候,和我们的父辈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
从某种角度讲,我们这一代人是变化比较大,像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改革开放,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有大跃进,三年灾荒,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天灾、人祸、运动经历的可以说坎坷也可以说丰富多彩。真正我们想做的事情呢,已经都过了而立之年。实际上你可以选择的不是很多了,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的选择一个是从政,再一个就是经商,当然我选择了经商。除此之外,更多可选择的不是很多。到了80后、90后之后呢,你会发现他们和我们最大的不同,当然也和我们的父辈不大相同,他们是商品社会诞生的一代人。他们在商品社会里前提就是要讲契约精神,要不你没有契约精神,商品社会是成立不了的,是占不了主流的。
我记得几年前看了超女,这个就是说80后和我们那一代有什么不同,我们大家同台竞争,当场PK,PK掉了就哭着来接受采访,我看完了哪受得了,我说我们那一代被PK掉就偷偷摸摸走了就完了,跟那儿多丢人,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更适合这样的一个时代,而且他们是用电脑、打游戏机、网络时代,再后面完全不同,虽然他们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他们有很多缺陷,但是我觉得他们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希望,因为他们是商品经济,他们是改革开放这一代,你说什么期望呢?我希望他们比我们强,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强。
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刘萌:所以王总我也注意到您把很多业余时间放到大学里,和一些学生群体更多交流,您对他们有怎样的期望呢?希望以怎样的方式来影响他们呢?
王石:对于我来讲,应该说还和我个人的设计有关系,因为作为个人设计呢,在我50岁的时候,辞去了总经理职务,50岁、60岁作为我个人有一部分时间是用在探险、登山,到了60、70岁这个年龄段,我个人登山、探险已经告一段落了,我个人是怎么把更多时间用在大学来和同学们交流,来开始当老师。
我觉得人生轨迹来讲,作为我个人的设计来讲应该已经从人生舞台的聚光灯下要退出来,不要再成为人生舞台的上的一个焦点。像人生一样的,它就像是打出子弹,它是抛物线的,到最高的地方下来的,我这个是抛物线的下滑线,如果来讲继续成为一个聚光点,显然呢,对年轻一代的成长并没有好处。你已经过了60岁了,还是在媒体聚光灯下,以你为主。
显然对万科的总经理、万科的团队聚光就会少一点,显然这个是对年轻一代的成长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是我的考虑。
第二个当然你年纪大了以后,已经是在第二线了,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价值就在于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同,他是有知识积累的,知识积累要传承下来,不是凭本身的DNA的基因的传承,你年龄越大经验越大,所以更多来讲应该是言传身教,他还有他的价值。价值来讲,你又不愿意聚光,你怎么来传承价值。就需要到学校当老师去,第一是完全避开媒体的采访,也不可能是大范围的,更多是和同学们的交流。
再一个作为自己来讲,个人的修为,自己也是需要修为,也需要吸收年轻人新的知识,新的概念,知道在这一代他们是怎么想的。这样交流对我自己也是有必要的。
回应万科质量门 向消费者致歉
刘萌:正如王总您刚才讲的,人生宛如波涛汹涌的大海,有起起伏伏,我想企业也是这样,谈到万科,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近期的一个质量门的事件,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万科有没有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调整呢?
王石:进入2012年以来,应该说从开始的地板事件,或者叫毒地板,或者叫质量门,还有最近陆陆续续又出现的关于质量的问题,我相信在年底之前还会有一些关于质量的一些事件,应该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正从一个清水房到精装修的这样一个过渡。应该说现在目前来讲,全国的精装修的比例在整个房地产当中比例还不是很高,而万科已经是80%以上都是精装修,远远是走在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比如说今年万科精装修房子就精装修到10万套,所以在这样一个大量面前,我们在面对关于精装修的一些质量问题,是免不了的。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毒地板”,装修的“纸门”,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知道内部装修材料地板是其中一项,门只是其中一项,门窗、厨卫、天花板装饰墙纸,各方面的,万科这么大的量一定会面对的问题,不仅今天面对,明天更会面对,因为会到14万套以上。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选择,在市场调整当中,市场比较微妙的时候,我们退回毛坯房呢,还是我们继续做精装修房,但是会承担很大的风险。显然万科态度非常明确,我们一定会继续精装修,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如果我们只是做毛坯房,消费者还要二次装修,显然我们认为我们的专业是比消费者更专业,我们这样做是对环境保护节省材料,是保证质量我们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会继续做下去,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态度。
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在精装修当中,没有我们的问题,没有我们的质量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借着刘萌女士做这个节目,提问题当中,我向全国的万科的消费者表示歉意,代表万科表示万科的歉意,第二我们一定承担责任,面对我们的问题,来面对消费者,把问题都解决,这是我的态度。
刘萌:非常感谢王总,我们知道万科的口号是让建筑赞美生命,我们也希望通过王总今天的分享有更多的企业来用责任保卫我们的地球,谢谢您,责任先锋王石董事长,谢谢。
王石:这个称号不敢当,但是我们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