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不平衡制约中国经济发展

　　日前，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一书作者尼古拉斯·拉迪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大约从2003年开始严重失衡，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03年以来大幅提高。与此类似，中国2005年至2008年外贸顺差极大，这几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大。然而，2009年，造成60年来全球贸易最大降幅的全球经济衰退终结了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日前，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一书作者尼古拉斯·拉迪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针对经济问题的应对之策不仅手段多样，而且经过精心策划，这使中国成为最早开始从全球经济衰退中复苏的重要经济体。但是，这位“亚洲问题专家”也指出，温和的、对边缘修修剪剪、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不会引导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实现再平衡;应该博采众长，才能提高缓解经济平衡的可能性，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房地产不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商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是从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始的，您对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有何看法?

　　尼古拉斯·拉迪：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即使中国房地产价格发生大规模调整，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影响也不同于美国和其他几个主要工业国家因住宅价格大幅下滑而受到的影响。

　　中国商报：为什么?

　　尼古拉斯·拉迪：理由很简单，中国商品房市场对金融杠杆的使用程度远远低于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市场。这一差别清楚地反映在两个指标上：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比值，以及用于购买住宅的抵押贷款的贷款价值比。

　　2005年左右，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工业经济体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增长动力来自家庭储蓄率的下降和个人债务的增加，这使得消费增长远远快于家庭收入的增长，因而导致经济超负荷增长。世界金融危机开始时，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税后收入)比值在美国上升到130%，在英国为150%，这些负债很大一部分是住宅抵押贷款。

　　而中国的家庭与欧美不同，在全球金融危机加速到来时，他们使用杠杆贷款的情况明显少很多。2007年年末，家庭贷款余额包括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债务、家族企业贷款以及农民为了购买种子和化肥而申请的季节性流动资金贷款，各类贷款总额为5.1万亿元，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2%。

　　中国家庭整体使用金融杠杆的程度远远低于几个主要发达工业国家的家庭，不仅如此，他们为了购房而负债的情况也没那么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银监会所要求的申请住宅抵押贷款的高首付比例。此外，中国的监管者从未批准银行推出房屋净值信贷额度，因为使用这个工具的必然结果是额度上调时杠杆也随之放大。中国家庭的低杠杆现象也反映了在中国并不少见的全款购房的情况。

　　另一个显示房地产市场杠杆化程度的指标是贷款价值比，也就是抵押贷款金额和房产购买总价的比值。2007年住宅市场高速发展时，房屋销售总额达2.55万亿元，而抵押贷款余额增长了5150亿元。按净值计算，只有1/5的房产销售额是通过银行资金支持的，近4/5是现金交易，因此贷款价值比为25%。2008年，贷款价值比跌至约1/10。2009年，当房地产市场再度繁荣时，贷款价值比略高于1/3。这些数字和比较数据的含义显而易见。而在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前的那几年，一些国家新增贷款有相当一部分贷款价值比达到100%。

　　道理很简单，在杠杆化程度较低的市场里，房价调整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肯定不同于杠杆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受到的影响。前一种情况中，违约现象可能比较罕见，因为价格下跌幅度必须超过20%，房产所有人的资产才会为负值。对于后一种情况，例如美国，次级贷款通常不需要任何首付，这使得此类交易中贷款价值比达到100%。这样，

　　即使是刚开始的温和价格调整也会让很多申请抵押贷款的房产所有者陷入资产价值为负的境地。

　　经济高度不平衡制约发展速度

　　中国商报：现阶段，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什么?

　　尼古拉斯·拉迪：当然是中国经济高度不平衡，现有经济模式下增长不可持续。

　　中国经济大约从2003年开始严重失衡。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03年以来大幅提高。与此类似，中国2005年至2008年外贸顺差极大，这几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大。然而，2009年，造成60年来全球贸易最大降幅的全球经济衰退终结了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消费支出分析法揭示的中国经济不平衡最明显的迹象是个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极低比重。2008年至2010年，34%至35%的比重无疑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就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它是另一个极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消费比重更加典型的代表是英国的63%和印度的56%，两个数字都出现于2007年。

　　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失衡特性也明显地反映在生产结构上。农业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下降到2010年的10%，这个下降曲线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来越高的发展中国家是比较典型的。然而，工业和服务业比重的变化就没有这么典型了。中国的工业对于一个达到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规模过大了，而它的服务业规模又非常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市场力量越来越重要时，服务业占经济比重上升，而工业占经济比重下降。服务业所占比重在2002年达到41.5%的顶峰;工业所占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段达到顶峰，后半段和21世纪前两年下滑;农业所占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持续下降，前面已经谈到这一点。

　　不过，21世纪前十年增长模式在某些关键方面发生了改变。最重要的是，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经过20年的稳步上升后基本止步不前。这个比重在2010年达到43.0%，比2002年的数字仅高出1.5%。这样，在这十年中，中国成为中低收入经济体中观察到的一般模式的明显特例，在这样的模式中，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不断提高，与持续的经济增长同步。另外，2002年后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2006年达到48%的顶峰，这与改革前夕的1978年常见的高水平相同。到2010年，工业比重只是略微下降至47%。

　　21世纪前十年，相比其他人均收入水平近似的国家，中国在三个方面与众不同，但考虑到上述变化的发生，我们不会对此感到惊讶。首先，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当低。2008年，其他达到同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新兴市场的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为54%，而中国是41.8%。其次，考虑到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基本条件，服务业就业比重远远低于国际经验反映的水平。最后，中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高50%。

　　中国商报：那如何才能有效恢复经济平衡?

　　尼古拉斯·拉迪：早在2004年12月，中国政府就确定了使国内经济增长来源恢复平衡的目标。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设想将中国经济引入这样一条发展之路：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的提升，减少对迅猛增长的投资和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的依赖。鼓励个人消费、通过政府资金支持的项目提供更多社会服务。

　　经济增长来源成功地回归平衡状态，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这也将促使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由于机器和设备等投资品是在工业领域制造出来的，降低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比一如既往推行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所占的比重小。同样，既然中国几乎所有的出口产品都是制造品，那么减少对净出口增长的依赖也将意味着，与现有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情况相比，一段时间以后制造

　　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下降。由于服务业占个人消费支出的1/3，因而消费在经济增长推动因素中地位上升的意义是，与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增长方式相比，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上升。

　　最后，恢复平衡对归属于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国民收入的各自比重将产生重要影响。要提高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主要依赖于增加归属于家庭的国民收入的比重。政府主要依靠提高归属于政府的国民收入的比重来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显然，这些变动需要降低企业的国民收入比重。

　　实施综合政策，使中国经济转型到新的增长模式，在这样一种模式下，国内消费需求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政府不应完全依赖一两种政策工具，而应该博采众长，以提高缓解经济不平衡的可能性，尽早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增长。

　　人民币应该慎重地逐步升值

　　中国商报：最近几年，政府在财政、金融、汇率和价格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您认为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

　　尼古拉斯·拉迪：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推动国内消费的政策效果只能说喜忧参半。在财政领域，个人税收的减少量不多，以向政府强制分红的新形式增加的国有企业税收大多是杯水车薪。但在消费支出领域，政府建设社会保障网络的财政举措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医疗保健方面。最近几年，政府加大了转移支付，如向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低保，这方面的投入也非常大。不过，如前所述，建立社会保障网络以刺激个人消费增长的潜在效果是有限的。

　　金融领域对恢复经济平衡的潜在贡献可能是最大的，在这个竞技场上，迄今为止一直缺乏强有力的政策调整。

　　中国商报：那么，您认为如何做才是正确的?

　　尼古拉斯·拉迪：缓解中国储蓄——投资的不平衡，必然需要结构性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实际升值，那样将会导致国内需求比国内供给增长更快。

　　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快速升值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从三个层面上看，这似乎是多虑了。首先，过去10年早期出现的投资和出口密集型发展道路已经导致非农就业增长率低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服务业增长远比现在强劲，投资和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没有那么重要。1991年至2001年这10年间，中国实施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战略，非农劳动力年增长率为3.0%。90年代中期，尽管国有企业重组造成数千万人失去工作，但就业率仍然上升。相反的是，2001年至2009年，随着出口和投资密集型增长战略大行其道，现代行业就业年均增长率仅为2.7%。虽然一些出口制造行业创造大量工作岗位，但平均而言，服务业的劳动密集度远高于制造业。过去10年服务业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的结果是，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比例低于其他同等人均收入的国家，而且近年来服务业就业不足现象越演越烈。所以，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导向型增长阶段并非特别有利于扩大非农就业。

　　其次，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应该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非贸易部门快速扩张，而贸易部门即使有增长，也会非常缓慢。因此，再平衡不一定意味着出口绝对收缩和随之而来的制造业就业下降。如果调整过程被压缩至非常短的时间，那么工作岗位净减少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这可能需要人民币大幅升值作为初始步骤，造成出口急剧萎缩，进而导致贸易部门的就业出现绝对缩减。由于非贸易部门的工作机会增加前会出现一段时滞，这个被压缩的调整过程在过渡阶段将会使失业人数猛增的概率增大。

　　中国商报：对于人民币升值，很多学者认为应该谨慎推动，您的观点呢?

　　尼古拉斯·拉迪：我们的建议是，中国通过一个“三阶段方案”实现人民币升值和经济再平衡，这个方案包括人民币更加慎重地逐步升值，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填补过渡期内出口部门工作岗位流失。长期来看，似乎可以肯定，考虑到非贸易部门产生

　　就业机会的巨大空间，使中国经济回归到依靠国内需求推动增长的平衡路径上，有可能提高总就业率。

　　最后，即使在向依靠国内需求推动的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也有几个理由相信，延迟恢复平衡将大大提高调整成本。第一个理由是拖延利率自由化、汇率市场化已经造成官方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2011年年中达到3.2万亿美元。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外汇储备货币构成的信息报告，但是人们普遍相信大约2/3是美元金融资产，其中包括美国国债以及房利美、房地美这样的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机构发行的债券。大规模持有美元金融资产存在两种风险。一种是，从2003年至2010年年末美元逐步贬值，按人民币价值计算，这一轮美元贬值使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减少2710亿美元。可是另一种新的实际风险出现了：即便美元不再贬值，如果美国政府无力减少财政赤字，继而有可能在美国引发长时间的高于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那么中国的美元储备资产购买力就可能下降。

　　关于拖延利率自由化、汇率市场化会增加调整过程的最终成本的第二个理由与央行累积的对冲债务有关。为了对冲官方外汇储备增加产生的国内货币效应，中国人民银行既发行央行票据，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到2010年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4万亿元，同时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18.5%的新高。2011年上半年这些债务进一步增加，当时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之达到前所未有的21.5%，这部分冻结资金抵消由于央行票据到期而流入市场的资金绰绰有余。

　　不过，在政府实现存款利率自由化之前，它必须开始回收对冲工具，方法是票据到期后不再滚动操作，将存款准备金率降至中等个位数水平，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中期流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就是这个水平。以2003年(当时中国经常账户年度盈余和外汇储备还未飞速增长)为例，大部分时间内存款准备金率只有6%。自那以后，存款准备金率增长了15.5%，为此银行必须在央行新增存款12.5万亿元。回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又避免通货膨胀率上升，这对央行来说将是一场挑战。但是，如果央行继续保持汇率低估和价格稳定，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仍然会很大，而且为了保持价格稳定，央行必须延续对冲操作。如果央行被迫继续以2010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速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总计增幅为300个基点)，那么对冲债务将进一步膨胀。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拖延改革只会使经济再平衡面临更大挑战。

　　第三个理由与实体经济有关。不允许市场力量在决定货币价值时发挥更大作用，投资资源的配置就会扭曲，进而导致实际调整的最终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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