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一个关于城市化的演讲,他认为,“大”而“密”的城市化发展,更为符合中国的国情。主要论点就是城市化的动力来源于经济聚集和人口聚集的相互作用,经济密度高于人口密度,必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并且列举了日本、韩国等地的城市化案例来论证其观点。
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周院长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不是线性关系,没有必然联系。这其中充满了反证,中国城市的人口在文革时期也很高,但经济密度却不高,穷的要死。大家都在革命,哪有时间搞经济。有一条经济学常识讲的是,经济密度是经济活动造成的,不是人口造成的。
其次,人口的积聚,是因为城市是一种社会保障。而周院长引用的发展中国家的例子,正好可以证明其观点的荒谬性。如墨西哥城的人口占全国19%,但经济占20%;35.7%的埃及人口聚集在只占全国土地面积0.5%的首都开罗,但产出的GDP却超出了全国的一半。在周院长自己的举例中,第三世界国家的例子如此之多,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是将城市当社会保障了。乡村难以给他们谋生的保障,所以他们向城市集聚。但发达国家则相反,居住在城市中并不是令人愉快的感受,拥堵、空气污染、房屋密度过大……才有了所谓的逆城市化运动。因为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很高,不用呆在城市也可以享有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
此外,我们来看看周院长一直热爱引用的日本案例,“东京虽然城市病缠身,但是东京的聚集度还在不断增加,东京的经济密度依然高于其人口密度,人均产出还是高出全国平均水准近70%。这就是说,移入东京的,收入水平就提升。”东京被当作多中心城市的典范,被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城市当作错误的榜样来大加学习,实际上,日本在城市研究和建筑设计领域,都不是一个先进的例子。除了留日应届毕业学生之外,大多数城市研究人员都会承认这一观点,准确的说,日本人只是住在“人类仓库”里面。
最后,是所谓的城市均衡的观点,周院长认为城市化的关键点在于经济聚集是不是高于人口聚集。如果环境的、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反之,经济地理就将重新“变平”。陈功认为,城市的均衡从来就不是这么文质彬彬地实现的,只要看一看全球的城市发展史,从伦敦、巴黎、到伊斯坦布尔、德黑兰……城市的均衡从来都是暴动、革命的结果。所以陈功才会一直在警告,城市化率超过50%,城市就开始进入一个不稳定阶段了,近年来中国频频出现的邻避运动、城市管理缺陷等引发的群体事件,也是一个侧面的印证。或许,下一个阶段的维稳重点,应该与城市联系起来。
从某种程度而言,周院长并不懂城市,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但如何善用自己的地位,这位著名经济学家显然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且他的观点与城镇化的政策似乎也是相悖的,他似乎并未清楚了解,城市化与城镇化一字之差所代表和反应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