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之行＂ 曝获诺奖后诸事真相

　　今日上午，莫言新书《盛典——诺奖之行》发布会在海口市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据出版方长江文艺出版社介绍，发布会上将展示莫言诺奖之行7日行程重要活动照片，莫言之女管笑笑解说照片并介绍行程。

　　《盛典——诺奖之行》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首部作品，全程实录诺奖之行空前盛典，独家披露获奖前后心路历程。莫言以生动朴实的文笔，记录瑞典七日所思、所见、所感、所悟，揭秘诺奖盛典鲜为人知的细节和趣事，让人领略到莫言先生盛名之下，风吹不动、谦和沉稳的大家风范。同时，书中权威收录莫言在瑞典的所有演讲、致辞及访谈，以睿智深邃、妙趣横生的语言，阐述其文学、写作和世界观问题，全方位展示诺奖得主的思想、才华和智慧。

　　在谈及该书的出版过程时，莫言说：“获奖后一个多月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巨大的影响和不可撼动的尊严。我一直在冷眼旁观着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这是千载难逢的认识人世的机会，更是一个认清自我的机会。围绕着我去瑞典领奖这件事，很多人写了文章编了书。有的人道听途说，有的人望风捕影，有的人虽有忠实报道之心，但由于条件限制未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因此，难免出现许多与事实相去甚远的信息，为了恢复事实真相，也为了让关心这件事的读者朋友了解这件事的全部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我的一些零星感受与随机所想，就编写了这本书。”记者文俊

　　今日推出《盛典——诺奖之行》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盛典——诺奖之行》精彩试读

　　——作者：莫言

　　走上领奖台的时刻

　　诺奖公布后，刚开始我确实有点不适应，包括在网络上很多对我的议论和批评，我也感到很生气。后来渐渐感觉到大家关注议论批评的这个人跟我本人没有什么关系。很多人在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塑造着另一个莫言。所以我是跟大家一起来围观大家对莫言的批评与表扬。

　　坐在我右侧的是日本生物学家山中伸弥，我很敬佩他。在贵宾室等候上台时，他曾对我说，回去后一定要看我的书。我说谢谢，但我不会看您的书，因为我看不懂。他笑了。

　　我听到派尔·维斯特拜里耶大声说：“莫言，请！”便向舞台中央走。那里，地板上画着一个圆，圆里有一个很大的“N”。我用左手托住国王递过来的奖牌和奖状，伸出右手与国王相握。国王的手粗壮有力。国王说了几句话，我虽然听不懂但也能猜到他说了什么。我说谢谢。然后，与前面那六位一样，我鞠了三躬。我听到台下掌声很热烈。我回到座位上掌声还在继续。我看到了妻子、女儿和一些熟悉的面孔。我什么也没想，我一直在观察。

　　“红高粱”背后的故事

　　自从我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中国的网络上疯传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有四个人：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男人是张艺谋、姜文、莫言，一个女人是巩俐。三个男人都没穿上衣，光着膀子，一个女人当然穿着上衣。我也看到一些调皮的网友在跟帖说，如果三个男人都穿着上衣，这个女的不穿上衣，那就更好了！对不起，如果巩俐知道了，肯定要骂我了。

　　这张照片是25年前在我的故乡山东高密我们家的院子里照的。当时我们四个人都很年轻。张艺谋最大，也不过三十四五岁，而巩俐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只有二十二三岁。我想，25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变老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名。现在我们都有名了，但可惜我们老了。如果让我抛弃我所得的所有的奖项和荣誉回到当时的青春岁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去！《红高粱》是1986年3月份发表在中国《人民文学》上的，大约过了有四个月，张艺谋就找到了我。当时张艺谋是光着膀子，黑得跟煤炭差不多。他是左脚穿着一只鞋子，右手提着一只鞋子。因为他手里提着的那只鞋的鞋带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了。我一见他，马上想起我们生产队的小队长。后来张艺谋说，我一见莫言，就想起了我们生产队的会计……于是，一个小队长和一个会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当时张艺谋说，我很可能对你的小说进行很大的改动。我说，随便你改，因为我信任你！我说，我在小说里描写的爷爷和奶奶是在高粱地里面恋爱，你可以让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面试验秘密武器。但最终还是让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面恋爱。

　　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我的小说让张艺谋改编成电影，我发了很大的财。我回到故乡，有一位老乡问我，听说张艺谋给了你100万人民币？ 80年代的100万人民币我想比现在的一亿元都让人惊喜，但实际上张艺谋购买我这个小说的电影版权只花了800元人民币。但这800元钱在当时让我感觉到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富翁。因为800元钱在我的故乡可以买一头很大的黄牛。一部小说的电影版权就可以换一头黄牛，你说能不让我高兴吗？

　　“讲故事的人”坚信文学之魅

　　一进大堂，饭店的总经理便笑容可掬地迎上来。她引领我们坐电梯上了7楼，702房间是最著名的“诺贝尔套间”，透过圆形的窗户，可以看到海湾与海湾对面的皇宫。令我高兴的是，这个套间可以吸烟。房间墙壁上挂着一些镜框，镜框里镶着一些诺奖得主的照片。我从中只认出了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记得有一次为德国报刊写过一篇题为《格拉斯大叔，你好吗？》的文章，我记得他是抽烟斗的。这个允许抽烟的套间里，也许曾经住过他，或者还住过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诸多让我敬仰的大师。

　　我们赶至诺贝尔博物馆时，本年度诺奖得主见面会已经结束。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摆好了椅子，等待着我与其他八位获诺奖者合影。这样的照片一般都是正襟危坐而拍，但我看到在我居住的套间墙壁上的镜框里，有一位不知何年的何奖得主，将脑袋歪在右侧那位得主的肩膀上，一脸搞怪表情。我很欣赏这些敢于出点小风头的人，但我自己做不来，这无关胆量，只是因为害臊。农村大多数儿童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在将近二十岁时，在人前都不能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那些出身豪门或知识分子家庭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早晨刚起床，即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有人将到大学“闹场”。这几位著名的人物，从宣布我获奖后，即咬牙切齿地发表了很多我懒得评价的言论，制造了很多我不屑辩驳的谣言。我自然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疯狂，我对他们表示同情。

　　朋友们劝我干脆取消这次活动，我坚决反对。这个演讲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任何人也都有权力来进行表演。我不能为此而让主办者难堪，更不能因此而让一千多位听众失望。

　　在我发表了“讲故事的人”的演讲之后，秦碧达女士向我转达了她在外交部的同事们的好评。我也看到瑞典的报纸全文刊载了我的演讲稿。据说这也是空前的。总之，肯定的声音大量出现，那些把诺奖政治化、把我“妖魔化”的批评，开始受到质疑。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上届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勒罗姆先生站出来支持我。他看了我的演讲稿，并听他的夫人朗诵了我的《生死疲劳》，他向瑞典学院表示：莫言是个优秀的作家，他的演讲是篇感人的好文章。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我相信文学的力量，我相信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礼堂里听讲的人，会成为我的支持者。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文学与人的关系，就像头发与人的关系，如果满头黑发当然很好，如果像我这样头发很少，也活得很好。如果有很多小说，很多诗歌，很多作家和诗人，当然很好，但是这些东西少一点，大家也能活下去。但一个人死亡以后，埋在地下，过了多少年被人挖出来，你会发现他的一切都化为泥土，只有头发还存在。社会上很多东西都发生变化，不再存在，但是文学还在。

　　(本文为莫言新作《盛典——诺奖之行》部分节选，小标题为本报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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