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前后新闻报道的框架变化(3)

　　不难发现，新闻框架正向公众的立场发展，新闻报道的内容也更多的表现为公众所希望获知的，而不是政府单方面想要告知的，重视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新闻报道的方式更多的选取公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以真情动人、以道理服人，而非生搬硬套，通篇空话套话；新闻报道的尺度越来越宽泛，信息公开程度越来越广，并且有了政策的保障。这在极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为信息公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给我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气象，但是否从“质”上改变了新闻框架的构建，公众的知情诉求在实际中是否得到了满足，政府是否做到了适度的透明与公开？瓮安事件、石首闹事事件等的谨慎报道反映了政府、媒介习惯性的封锁负面信息，这种痼疾想要改变它，仍然任重道远。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曾尖锐地指出，“正是有些官员和媒介的传统思想禁锢，可能会把‘保密审查’等条款大加利用和‘发挥’，从而拒绝公开本应公开的信息。”
　　2009年7月17日，河南杞县上演“集体大逃亡”，浩浩荡荡的“逃难”队伍更像美国灾难大片，当晚的杞县城里大有“十室九空”之势。究其原因，原来只是当地的一家辐照厂发生卡源事故，但这却被传成了要比这严重上千倍的“核泄漏”！一时间的谣言四起，加之政府没有及时公开信息，不明真相的百姓在极度恐慌中纷纷选择逃离。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是消除恐慌的“定心丸”，而政府却在一个月之后才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解释真相，这本应早出现的“公开”和“宣传”，为何姗姗来迟？不是因为尊重百姓的知情权，不是出于主动公开信息的自觉意识，而是“网上出现了很多造谣的帖子，造成了十分不好的影响”。我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而谣言更止于真相的公开，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捂盖不住时，才仓皇以对，疲于应付呢？这些信息封闭的传统观念和缺乏信息公开的主动意识，让《信息公开条例》在落实中遇到太多的窘境。徐迅雷在《信息公开条例会成为“概念法律”吗》中提到，他担心《信息公开条例》“很可能会成为‘概念法律’，成为‘自律宣言’，变成‘观赏性’很好的东西，看起来好看，听起来好听，施行起来却没人搭理。”政府对公共事件的暧昧态度，使得媒体在报道时也遮遮掩掩，问题依旧没有解决。而这并不是一个个案，一些政府部门从各自利益出发，为了保持所谓的“和谐”，甚至出现了新闻发布会不允许记者提问的怪事，阻碍了信息及时有效的公开，民声不仅没有得到回应，反而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在2009年轰动一时的杭州飙车案中，正是由于有关部门的维护，在信息公布上操作不当，从而导致了强烈的民意反响。政府的信息公开、媒体的新闻传播和公众的知情权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及时公布相关的政府信息和满足公众的知情需要，争取公众的理解和信任，才能达到化解危机的目的。而如何找到政府、媒体、公众三方的平衡点，正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信息的公开者，政府的行为和态度直接决定了媒体的报道框架和内容，SARS、汶川地震、甲流等一系列事件的事实告诉我们，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不仅是职责所在，更是明智之举，坦然的直面公众才能博得更多的掌声。政府向媒体提供信息，媒体再将信息传播给受众，并在报道新闻时通过一定的新闻框架引导公众正确认知社会，而非隐瞒信息，表现出对公众的不信任，这势必导致公众也不再信任政府和媒体。而公众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享有信息的知情权。虽然我国一些地区早就颁布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地方法规，但当地民众用知情权来维护自身利益的事件并不多，因此，除了政府和媒体加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外，公众的权利意识也应相应提高。只有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处理好相互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利，相互信任，相互制约，才能保障《信息公开条例》有效实施。

    五、结语

　　不可否认，《信息公开条例》在实际的操作中重重受阻，社会中仍存在不少由于信息滞后而引起的群众恐慌事件，然而，也正是因为她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新闻媒介报道的框架发生了可喜的转变，新闻报道的范围拓宽了，信息报道也更加透明和准确，这不仅使政府的公信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也让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保障。然而，我们也要辩证的看到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政府依旧担忧大量公开信息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于是在面对突发危机事件时对新闻媒体仍旧不肯提供信息源，新闻框架依然严格束缚着新闻的信息量，从而使信息公开仍是处于量变阶段。当然，这不仅需要政府单方面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方可实现。我们希望一部《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不是信息公开的完结篇，而是我们向信息开放时代迈进的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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