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家庭伦理剧的责任问题

　　每一部家庭伦理剧都对应着某种心理原型。家庭伦理剧是一种以反映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通俗剧，具有较强的世俗性和大众性。在我国，家庭伦理剧是最具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叙事方式，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婚姻家庭的智慧面具，是存活于现实世界的虚构性的叙述加入了人们的想象、幻想、情感和欲望等而组成的一种凝聚物。

　　“责任”概念源于古罗马时期的政治生活，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指个体的行为因违反罗马法典而必须承受相应处罚;另一方面指个人必须清楚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并且为此要担负起道德上的义务。法律层面的内涵一直沿用至今;但道德层面的内涵则被逐渐湮没。

　　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后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的，它并未否认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则精神，而是用一系列新的观点，对新闻自由，传媒与政府、公众的关系等西方新闻学中的基本问题，重新进行了阐述，把媒体的社会责任、道德义务的概念融入进去，而且予以强调。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中，传媒被赋予了6项任务：⑴为政治制度服务，提供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观点和讨论;⑵启发民智，使之能够自治;⑶监督政府，保障个人权利;⑷为经济制度服务，利用广告沟通买卖双方的商品和服务;⑸提供娱乐;⑹保持经济自立，不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压迫。

　　我们所谓的媒体责任是媒介在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同时，还应履行维护社会良知、教化民众、弘扬正义、捍卫真理等责任。

　　一、家庭伦理剧的热播现象

　　“戏如人生;剧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一部优秀的伦理剧总是轻而易举地跨越地域、年龄和文化的差异，产生巨大的影响。继万人空巷看《渴望》的热潮后，新时期的家庭伦理剧收视率继续一路走高，《新结婚时代》收视率达8.78%，《金婚》收视率达13.6%，《蜗居》的收视率达9.6%。剧中人物海藻、海萍、宋思明、佟志、文丽等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人物，剧中人之间形成的每一次冲突都会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应。

　　家庭伦理剧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平淡中见真情，如《渴望》、《金婚》，它需要写出鲜活的人物性格，写出生动的生活细节，观众才会慢慢品味。另一类的特点是矛盾激烈、冲突夸张、情节极致、故事离奇，靠编故事来抓人。如《蜗居》将视角聚焦到都市人最关心的“房子大事”中，展现老百姓买房、供房的种种经历，讲述主人公一波三折的买房奋斗史。

　　二、家庭伦理剧热播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原因--人际关系紧张和信任危机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民众全新的体验，人们即感受到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带来物质和精神的巨大享受，同时也越来越感到随之而来的压力。

　　经济的发展以及体制的改变引发了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利益成为激励社会行为的重要砝码;与此相伴随，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物质刺激强烈地引导着人们的生活。

　　物质利益的快速膨胀给社会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和信任危机，“亲情”、 “和善”、“礼让”等传统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取而代之的是“竞争” “自我发展”、 “享受”这样的现代价值观念。人们呼唤传统价值的回归，孤立的个体越发依赖家的温暖来抚慰在激烈竞争中受到的创伤和产生的失落感。正是这一意义，人们对新时期家庭伦理剧给予较多关注。

　　(二)、家庭伦理剧的特点--现实和剧情的结合

　　家庭伦理剧将婚恋内容紧密地与社会现实对接，侧重描写家庭诸关系的情感纠葛、价值观碰撞而产生的戏剧冲突，聚焦于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注重以家庭成员的情感纠葛和命运变化，以及社会的人伦常理和人文关怀。观众对于这些带有浓厚生活情趣、体现自身生活本质的电视剧就最容易产生共鸣。而且在欣赏剧本时有一种同感的触动，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学习和影响。

　　以《渴望》为代表，上世纪90年代的家庭伦理剧探讨的是社会转型期间道德的缺失，呼唤心灵的纯净，向往建立一个更富有人情味的传统型社会。而现在的伦理剧更多的是关注代际之间、个体之间观念的冲突，试图展示现代都市青年人的家庭所面临的来自上一代的压力，以及自身个体独立意识和家庭需要相互妥协磨合产生的冲突，尝试着建立家庭和谐的另一种可能和途径。

　　新时期家庭伦理剧通过大量的发生于家庭中的事件的叙述和道德类型人物的塑造，把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婚姻中的幸福与约束等问题作为关照对象，在灵与肉、情与法、义与利、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注重亲情、爱情、友情、和谐、守法、关爱、忍让、孝敬等价值倾向。

　　(三)、经济利益--市场化炒作泛滥

　　经济效益也是最大的驱动因素之一。电视剧的所谓艺术功能已服务于其市场流通的商品属性，市场化炒作剧情的剧本已经在情感影视剧中泛滥。为了达到高的收视率，编剧和导演的手段可谓是无所不用之极。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表示，“某些电视剧价值导向错误，社会影响低俗”，直批《蜗居》“有很大的负面社会影响，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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