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老板“跑路”事件起底:成本压力下的民资去实业化
国庆之后,温州传出的似乎都是好消息:救市政策不断出台、银行积极表态、跑路老板陆续回归。
而温家宝总理也在温州调研座谈一周后,1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推出支持小微企业的金融、财税政策“国九条”。“温州老板跑路潮”最终演变成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集体救赎。
关于救不救、如何救,坊间仍存争议。
在市场主义者看来,动用公共资源对温州破产老板的救助无法接受,其只能治标难以治本。持此类观点者认为,“温州老板跑路潮”,表面是因当下宏观经济环境酿成的民企资金链断裂,实则是中国体制性因素的又一次发酵。被列举的因素包括:民企准入限制、信贷的天然性歧视、金融要素双轨制,等等。从这一层面来看,除却就业方面的考量,政策制定者更应着眼体制的突破。
现实摆在面前——温州正在经历继上世纪80年代抬会事件后的又一轮大恐慌,人们开始陷入相互不信任的境地。而这是无论多少金钱也无法救济的。欲使悲剧不再重演,唯有寻求治本之策。
恐慌仍在蔓延。聚焦温州之后,媒体又开始曝光另一民间借贷重镇鄂尔多斯。河南、福建、陕西、广东……也渐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不放大,不轻视。“国九条”对小微企业的关切,代表着决策层对温州事件及影响的判断,也是早报推出本组报道的初衷。
--------编者按早报记者 徐益平 发自温州

10月12日,温州,遭遇老板“跑路”危机的信泰集团仍大门紧闭,二十余名协警和 保安分三处守在厂门口,不准外人进入。 早报特派记者 贾代腾飞 图

10月12日,信泰集团大门紧闭的厂房,厂房内一眼望去空空如也。 早报特派记者 贾代腾飞 图
10月10日14时40分许,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福林乘坐HO1141航班从上海回到温州。此前一天19点30分,他刚从美国返回上海。
同一天上午,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福财回到公司所在的洞头县。
肇始于今年4月的温州老板“跑路潮”,似乎初现“转机”。
跑路逻辑
胡孙二人的行踪引人关注,一是因为他们是众多温州“跑路”老板之一,也是当地官方出手“救市”后最早重现踪影的;二是因为前者是此轮老板“跑路”中名气最大的,标志着温州企业关停倒闭由规模较小的企业向大企业蔓延,后者的“跑路”则极富戏剧性:趁中秋节组织全体员工出游之机搬空设备,自此“蒸发”。
温州官方至今没有公开披露跑路老板具体人数。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向早报记者透露,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温州考察的4日,据温州有关负责人介绍,“跑路”老板有90多个,“这是有名有姓的大企业,小微企业还要多。”
另一些人则选择了不归路。9月27日下午,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奎正从市区顺锦商厦22楼的家中跳下,落在3楼阳台,当场身亡。据悉,目前温州已发生3起老板因债务危机被逼上绝路自杀事件,造成2死1伤。
这些老板跑路、跳楼,几乎都因资金链断裂而起,无力偿债,被逼入绝境。梳理“跑路”事件,民间高利贷身影若隐若现,数额大小不一,但无一例外加剧了老板们的险境。由此,人们将“恶之花”的土壤归咎于高利贷,民间借贷的是非争议再次泛起。然而,真相果真如此?
早报记者调查发现,造成温州老板跑路的逻辑大致如下:因制造业举步维艰,加之延续数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企业为追逐高利润激进扩张,进入陌生领域及房地产市场;随着银根缩紧,银行开始抽资或不续贷,为了填补“扩张冲动”形成的资金窟窿,企业被迫转向民间高利贷,成为民间借贷链条的一环;然而,由于新产业尚未见收益,实业利润难抵民间借贷的高息,愈发加剧困境。
同时,由于利率的双轨,企业亦纷纷腾挪资金,加入“炒钱”游戏,与普通百姓、地下钱庄、政府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一起,将高利借贷链越拉越长。“这一链条风险极高且异常脆弱,甚至一个偶然事件就可能导致链条崩盘,产生连锁效应,伤及企业。”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
“摊子铺得太大”
20天后,当胡福林重新回到温州,他执掌的信泰集团已物是人非:厂区人去楼空,各主要出入口均贴着落款为9月28日的白色封条,墙上一则有关部门关于员工善后事宜的通告显示,这家温州眼镜业的龙头企业已申请破产,即将启动破产程序。
9月20日,这位有“眼镜大王”之称的温州明星企业家出走美国,随后企业遭大批债主讨债、千余名员工上街讨薪,一时成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典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