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区市GDP含金量分析：上海北京广东位居前三(4)
《中国经济周刊》根据2011年各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各级统计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发布的最新数据推算，GDP全国排名第一的广东已赶上世界排名第16位的荷兰，距离世界排名第9的俄罗斯，还差7个身位。
“尴尬”的人均GDP排名
据测算，广东以5.3万亿(约合8480亿美元)比肩2011年世界排名第16位的荷兰(约合8582.82亿美元)。被排名前8的中国省份超过的国家还包括世界排名第18位的土耳其(江苏和山东)、第23位的比利时(浙江)、第25位的挪威(河南)、第26位的奥地利(河北)、第29位的伊朗(辽宁)和第30位的泰国(四川)。
不过，当我们把比对的参数从GDP总量换成人均GDP的时候，“从欧洲到非洲”的现象却比比皆是。GDP总量与荷兰对应的广东，人均GDP(约为8130.14美元)还不如南非(人均GDP世界排名第71位，约为8342美元)；GDP总量比肩泰国的四川，人均GDP(约4183美元)只比阿尔巴尼亚(人均GDP世界排名第100位，约4131美元)好一点。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微博)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贺力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反映的情况和中国整个的经济情况比较一致：国土面积大，人口多，经济总量全球排位很靠前，人均指标比较靠后。但近些年来，中国的人均指标也一直在提高，在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组里(又细化为上中等、下中等)已进入“上中等”阶段。
贺力平进一步指出，“对于那些人口超过千万的省份来说，‘过万亿’的意义还是比较大，先把盘子做大，才能保证人均产值提高”。
“追赶者”的难题
根据2010年英国《经济学家》做的一份中国省份与世界各国人均GDP参照表的数据，北京约等于斯洛伐克，天津约等于匈牙利，上海约等于沙特，广东约等于哈萨克斯坦。
时隔一年，《中国经济周刊》根据GDP总量和人均GDP两组官方数据，对二者做了重新对比。
对比发现，我们遇到了“追赶者”的问题。在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人均GDP一直在提高的同时，他们面对的“潜在对手国”也在不断进步，且涨势迅猛。以人均GDP为例，一年前，北京的“对手”是斯洛伐克(约10377美元)；一年后，虽然北京增长到13052.98美元，增长了约25.7%，但是斯洛伐克已经增长到了17889美元，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上海、天津、广东等省份。
对此，贺力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总体趋势来看，世界各个地区和中国各个省份的经济增长都是个动态的概念，在某个时点做的比较，不是取决于自己，而要看相对增长。即便是都用了GDP来衡量，各国在计算的时候，首先要按照当前的价格计算，这里面就可能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而在统一转换成美元比较的时候还包含着汇率的因素，所以排名的增减并不能完全反映某一地区的经济水平。“国际上也比较常用购买力平价这种方法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但是这种方法在应用到一国内部的时候就受到局限，变得不太好运用了。”贺力平说，“除了一些省份的下滑外，还有一种结果是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即使某个省份没有增长，但在国际排名中还是占优势。”
“幸福指数”才是发展指标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2001年，广东是内地第一个跨过“万亿GDP俱乐部”的省份。12年后，在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中，23个已经迈过万亿元门槛，约占全国的2/3。当大家几乎都跨入万亿门槛的时候，一直唯GDP数字是尊的GDP“万亿俱乐部”的存在便有些可疑了。
东部省份开始对GDP降温
2012年，北京、上海的GDP增长预期目标只有8%。2011年，北京GDP增长率是8%，上海是8.2%。
这样的增速调整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看来是一种正常表现：“上海是经济放缓最早的，当越来越多的省份GDP进入万亿时，越来越多的省份增长速度也正在放缓。经济提速是由南而北推进的，减速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态势。单纯地说谁进了万亿，没什么意义，因为全国这么多省份地域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青海500多万人、西藏300多万人，很难与其他省份比拼GDP。”
然而，中西部的一些省份仍处于“高烧”状态。除了山东2012年9.5%的预期目标略高于全国平均的9.2%以外，中西部及其他地区GDP增长目标均在10%及以上，贵州省目标最高，达到14%，其次是重庆，达到13.5%。内蒙古、陕西、海南等省份的增长目标也都达到了13%。
“GDP大，并不意味着人均GDP就大，因为很多地方是按人口计算的。而全国各地人口悬殊很大，所以，GDP数字并不直接反映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如果说做大经济蛋糕，壮大全国乃至各地经济总量，是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当越来越多的省份进入万亿，意味着这一任务已接近完成。接下来，经济转型，必然要淡化GDP。
用“GDP含金量”取代“GDP”
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冲动正在考验我国“十二五”经济发展“调结构、促转型”的主题。
近年来，各地纷纷喊出了告别“唯GDP论”的口号，然而对于GDP的依恋，各级政府是否真的能做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呢”？事实上，虽然各地政府考核系统都在建立一揽子指标，各项考核内容逐渐丰富，但很多地方官员仍然难改GDP的路径依赖。
根源在于中国原有的核算体制。中国原有的GDP统计系统采取的是累加制，全国GDP数据需地方层层上报。目前我国的GDP核算制度实行的是分级核算：国家和地区统计部门各自核算本辖区范围内的数据，即国家统计局负责核算全国的GDP，各省、市、县统计局负责核算各地区的GDP。
无论哪种核算制度，地方都需要统计当地的GDP。由此导致某些地方官员将GDP指标看成是升官发财的筹码，甚至为了取得可观的GDP指标，罔顾生态与环境。
应该取消“GDP崇拜”，而非GDP指标。“国家需要统计GDP，但各省份不一定要考核GDP。其实很多国家都不会去统计地方的GDP。”王一鸣建议，不妨选择一些地方进行试点，例如，在一个省试点不统计地市的GDP，看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官员的考核，“可以更多用公共服务指标来考核，比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这是地方政府的第一职责。因为老百姓并不关心GDP，GDP高了未必收入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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