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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解读“十二五”规划

来源:中经在线 作者:秩名 发布时间:2010-10-29 16:12 搜集整理:中国产业网

 


 

    主持人: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10月18日在京闭幕,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定下了基调,也指明了方向。我们知道“十二五”期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到底有哪些新的提法,新的表述和新部署;“十二五”又将如何描绘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幅蓝图;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先生,就“十二五”规划和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主持人: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首位经济学博士后。在《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经济学动态》、《管理世界》等报刊上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的个人学术专著有《来自市场经济的繁荣》,《经济学百年》等,李义平的科研成果多次获省部级和国家级奖。 

    主持人:今天上午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您。十七届五中全会具有历史性和现实的重要意义。在这个历史新的起点,如何做出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从公报的分析来看,有哪些新的提法和关注点呢?

    李义平:十七届五中全会有很多新提法,有的原来也提过,但现在强调的角度和力度不一样了。根据我的感觉有下面几个新的提法。

    李义平:一个提法就是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要求。原来我们经济发展不好,我们需要经济规模,需要经济增长的速度,甚至有的时候不惜产生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但环境资源的状况已经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实惠。所以,公报提出来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要求。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严格地从满足人民群众的过好更好生活的需求出发。

    李义平:第二个新的提法就是把坚持保障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经济的发展就是为了民生,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为了民生,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是为了发展而发展的。去年、前年启动内需,当时温家宝总理就提出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现在看来,增长这一方面确实得到了保障,但是,民生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提出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是一个手段,它的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原来也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没有严格地从保障民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角度提出问题。 

    李义平: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原来只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没有讲它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确实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涉及到人民的观念,涉及到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甚至涉及到新的政绩观,涉及到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系列改革,通过这些改革来保证经济的发展。所以,它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的变革。没有这场变革的保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能就是一句空话。 

    李义平:第四是建立拉动内需的长效机制。原来也讲拉动内需,特别是面对由美国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把拉动内需作为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可是给人的感觉是因为美国次贷引发危机了,我们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我们才拉动内需。现在是把它作为长效机制,这个长效机制是对已有经济发展方式的总结、反思。原来支撑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过度依赖外需的。一旦外需有了问题,内需启动不足,我们就非常被动。我们共产党人从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的宗旨出发。有了长效机制,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而不会像这一次发生危机以后,我们被动地被动着。所以,这应当是一个新的提法。

    李义平:第五,推进改革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的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庞大的上层建筑或迟或早都要发生变革。我们过去讲改革的时候,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提得不够。这次提出来,如果没有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改革和变化的话,上层建筑就会成为进一步进行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阻碍。通过改革去保证上层建筑能够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现,这应当也是一个新的提法。 

    主持人:等于新的提法将很多问题都放在了更加明确和重要的位置。

    主持人:五中全会的公报也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我们要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也提出了五年内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取得重大进展。对于战略性调整这一提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是否预示着“十二五”时期中国的改革攻坚步伐会明显加快,并向纵深发展呢?这个方面又有什么新的挑战和困难?

    李义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实是战略性的。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原来支撑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总结起来,第一靠便宜,靠资源环境便宜,靠劳动力便宜,靠劳动力便宜的最后结果是非常尴尬的。胡锦涛总书记讲要让劳动者有尊严的劳动。劳动力太便宜就不可能有尊严的劳动。我们学政治经济学都知道资本家很可恶的,拼命提高剩余价值率,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拼命地压低工人的工资。没有想到工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工人买不起产品的时候,预示着危机发生了。这个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李义平:我最近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给它的英文版写了一段话,生产能力是向激活技术一样的增长,而市场的需求,消费的能力像算术技术一样的增长。所以战略性的转变就是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走的便宜的路线。另外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不管是服装,还是钢材,加工都在我们这里,但我们拥有品牌的东西不多,比如七匹狼,我觉得它危机期间表现得不错。我在时代金源购物中心的二楼看一下,很多男装品牌都是中国加工的,但不是中国的品牌。我们用资源、环境和劳动力加工了很多人家的品牌,人家在这里挣钱,高端的设计、创意在挣钱,加工挣得钱很少。随着金融危机的出现,如果再用这些东西,实际上很可能就没有竞争力。所以,我们要进行战略性调整,调整到一些更高层次上。

    李义平:另外的战略性还表现在过去主要是依靠外需,现在我们要内需、外需并重,特别是内需。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一系列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个产业结构包括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地发展,包括发展战略性的产业。这里面还存在谁来装备中国的问题。包括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

    李义平: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委会确定的7个明确需要发展的产业。特别强调的一个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在国际上要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用新的知识经济、新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为什么改造传统产业呢?我曾经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农业资本家短短的200年把美国建设成农业超级大国,使农业成为新的亮丽的经济增长点。意大利生产家具、服装,瑞士生产手表,都是传统产业。这个传统产业发展到现在有现代元素。所以我说一个是走尖端的,一个是中国的传统产业很多,不能说泼脏水的时候,连澡盆里的小孩也倒掉了,应该对这些方面进行积极的技术改造。所以应当说这是战略性的方面。

    主持人:您刚才也提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您认为“十二五”期间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战略重点在哪里呢?

    李义平:“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里面是这样表述的: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三资”产业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战略调整的方向应当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

    主持人:此次公报中对扩大内需有了新的表述,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有哪些表述。

    李义平:一个是扩大内需要作为长效机制。另外,要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如果收入增加不起来,内需是扩大不起来的。另外,要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原来经常说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老太太和中国的老太太,美国的老太太贷款买房住了一辈子。中国的老太太攒了一辈子钱,买房以后没住几天。中国老太太的聪明程度绝对不亚于美国的老太太。中国人很聪明的。是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健全。我们原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让企业给职工做保险。农民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没有覆盖。现在这些方面都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得人民群众有钱就不敢花。 

    李义平:还有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人民群众有钱也不敢花。如果教育制度让人民群众掏更多钱的话,他们会有钱也不敢花。要给人民群众一笔钱,我想他们选择的顺序:第一是吃饭;第二是送小孩上学,保证子女的教育;然后是看病,最后自我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社保、医保、教育等问题如果都能够决定得比较好的话,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就会提高,就会敢于消费。这样就把消费落到了实处。中国的内需也就落到了实处,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常态地、持续地、稳定地发展,受外界的冲击和影响会很小。

    主持人:今天知道您来,很多网友也在网上提了很多问题,请您帮助解答一下。刚才您提到战略性调整时也提到了传统产业的发展。有一位网友说我是做传统产业的。请问李教授,对于传统产业的发展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没有?

    李义平:传统产业有很多,比如农业是传统产业,农业绝对不过时。具体到农业,可以进行农业产业化。山东的农业产业化就做得不错。现在陕西在做一村一乡一个品种,提高它的附加值,提高市场占有率,特别是要有品牌、质量。这是传统产业。服装也是传统产业,虽然服装是传统产业里面有现代元素的产业,服装产业当中挣钱的依然是品牌。中国的服装产业中挣钱的企业不多,大家已经认识到了品牌的重要性。我在时代金源购物中心看到中国的品牌,我大概只看到一个七匹狼。

    李义平:钢材也是传统产业。什么时候不用钢材都不行。但是,一些先进的钢材还需要进口。我们通过技术改造,进行钢材的出口就很好。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它们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我们要改造它,提升它的技术含量,把它做成品牌。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很多网友也应该是比较关注的。五中全会的公报也强调了努力提高居民收入的分配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把解决收入问题提到了议程上来。您作为学者和专家,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实?实现民富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什么样的关系?

    李义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民富”,就不可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转变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就是把内需作为重要标志。刚才我们说从满足人民群众的过上新生活的新期待出发,把保障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民富”,老百姓没有钱,不能进行消费,就还是依靠外需。老百姓手里没有钱,就会还存在消费结构提升的问题。

    李义平:原来我们是老的三大件,后来我们又有新的三大件。就是消费结构的不断提升,拉动了产业不断提升。而消费结构为什么能提升?就是要有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里面涉及很多分配问题,增加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原来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比重越来越小,分配向资本转移,向国家的税收转移,国家用这些钱进行投资、发展。

    李义平:另外,现在还存在两极分化。现在基尼系数比较高,两极分化的问题抑制了总的社会消费水平。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富人用来消费的比例是比较低的。现在分配的问题是要解决收入分配的大家认同的公平和正义的问题。之所以收入分配差异这么大有两点原因。一是初次分配的机会不均等。由于垄断,没有竞争。很多行业不能进入,剥夺了人民群众获得收入的权力。

    李义平:还有再分配。发达国家都有的两个杀手锏,我们没有,也就是遗产税、物业税。一个社会能够承担多大的差距,取决于这个社会的传统、这个社会的历史、这个社会的文化,以及执政党的宗旨。我们的人民群众虽然承认差距,但是,差距不能那么大。另外,还要看差距本身是怎么来的,如果有灰色收入,老百姓可能就更不满。这些问题都是在分配过程中应该加以解决的,因为分配体现着公平和正义。 

    主持人:会议公报也提出了要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网友也很关心,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近一些年来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在分配关系上也呈现了失衡的状况。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也呈现上升趋势。您认为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哪些突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李义平:突出的问题是行业之间的差距。保险公司的老总拿着天价的年薪,这是行业之间的。这个行业又是凭垄断地位,其他人不能进入。要进一个地区的 铁路局,还要进行DNA检测,看看是不是他们的人。这就是行业之间的差距。

    李义平:还有区域之间的差距。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虽然强调中西部的发展,但因为市场配置资源,所有的人财物都向能挣钱的地方流动。这样一来,东部发达地区就越来越发展,这是一个正的马太效应。有一位经济学家说只要学会了供给和需求,鹦鹉都可以当经济学家。学会了供给和需求还可以解释穷的地方为什么穷,穷的地方之所以穷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在基础上穷。没有市场的拉动能力,就没有人愿意投资,就没有更多的投资,也就没有更多的就业岗位。 

    主持人:我们怎么理解起点和基础就穷,难道是历史遗留问题吗?

    李义平:当时在全国开展建设的时候,东南沿海一带由于地理位置、环境、交通等等原因,发展比较快;西部人民对全国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西部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西部人民为什么对全国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呢?例如在三江源的保护、环境的保护等方面,西部人民对全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人民应当给他们支持支援。包括西部人民在维护社会稳定上的任务特别重、环境保护上的任务特别重。全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应当支持西部。我一直认为西部大开发是全国人民的西部大开发。区域上的差别,我刚才讲了为什么形成差距,然后再说说怎么样解决这个差距。

    李义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认为国有企业的高管就不应当拿相当于国际上大企业老总工资标准的薪酬。因为国有企业的高管本质上还是公务员,他不是典型的企业家,比如一汽的老总可以到吉林省当副省长。他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干部,党让他去大型的国有企业,应当拿公务员干部的工资。拿天价的企业家的工资,却不负天价的企业家的责任。

    主持人:这些人实际上是官的味道更浓。

    李义平:对。另外就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我们学政治经济学,平均利润的形成是产业成熟的标志。为什么能形成平均利润呢?资本经济学讲资本有有机构成高的e有有机构成处于中等的、有有机构成低的。怎么形成的平均利润呢?资本在各个行业中自由流通,形成了平均利润。现在资本垄断,就不能形成平均利润。这样一来增长的问题、行业间差距的问题就都没有解决。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在行业之间,能够自由流动、自由选择。真正认识到官员是官员,企业家是企业家,官员他们不能拿天价的工资。另外,建立良好的分配机制,包括对西部适当的补偿机制。因为西部人民对全国人民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包括它的原料、资源对全国发展的贡献等等。

    主持人:李教授,在这里给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解读,这有一位网友在追问,请问李教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地解读一下行业间的自由流动和选择?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 

    李义平:行业间的自由流动,比如说我有资本,我可以做银行、网络、电信,但现在不让我做,这就是不能自由流动。再比如说,可以在各个行业间选择就业。现在的情况是不能进入这个行业,他要用他们自己的人,他有独特的垄断利益,甚至这种利益是世袭的。所以要大踏步地推进改革,形成平等竞争的环境。

    主持人:房地产也是很热门的话题,“十二五”规划中对房地产行业有哪些表述?您认为房地产行业在“十二五”期间将如何发展?

    李义平:房地产行业肯定是“十二五”期间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房地产肯定要成为一个主导产业。当人们需要解决吃穿问题的时候,吃穿成为主导消费的时候,可以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当人们需要解决住和行的问题,广义的住包括住房状况的改善,广义的行包括汽车、飞机。当住和行成为主导消费需求的时候,房地产以及与其相关的产业就成为主导产业。在中国人已经解决了吃穿问题的时候,房地产理所当然地、合乎逻辑地,像全世界一样地,就成为了主导产业。房地产在全世界都是这样,为什么在中国遇到了如此尴尬的情况,因为全社会都关注,各种矛盾都集中体现在这里了。我说房地产行业不是简单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问题的综合体现。

    李义平:第一,启动内需的创新不足。4万亿主要是投资,创造的产业投入机会很少。中国经济网的网民肯定很熟悉,国务院曾经出台的两个非公经济平等进入的36条。非公经济平等进入的36条落实得不好,使很多民间资本游离在一些产业之外,不能进入。这些民间资本就去炒房地产,他们没有可进入的产业。 

    李义平:第二,银行现在提高利率。银行长期的负利率,人民币对外有升值的压力,对内则是通货膨胀,面临贬值的压力。老百姓都想把存在银行的钱拿出来保值增值。投资股票不稳定,最后赔了;投资房地产,即使赔了,最后还有一套房子。所以,房子从消费品完全变成了投资品。

    李义平:第三,中国的贫富分化。一般的人买不起房,但有人能买得起房甚至买几套、十几套。所以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不是简单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各种问题的综合体现。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用全体人民的智慧,寻求各方面的均衡。首先是价格的均衡。现在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是从消费方面解决房地产的供给问题,比如限制购买、一家一户只准买一套。当肉价过高的时候,国家会把库存的肉拿出来平抑市价;房价过高的时候,政府为什么不能把库存的房子拿出来平抑市价呢?国家可以把投资在高速铁路、公路建设上的钱拿出来搞廉租房。国家七部委联合要把廉租房的建设放在首位。

    李义平:第四,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政府的平衡。什么是市场应当解决的,什么是政府应该解决的。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他可以没有房子的产权,但他应该有住房。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说得很好,说房改以后,政府再没有解决房的问题。如果政府可以通过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把一般人的住房问题解决了,大家就不会关注房地产市场,不会把强烈的情绪爆发在房地产市场上。现在重庆市搞得比较好。实际上就是把房价降到什么程度呢?就要降到所有的人都能够买得起的时候,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就是寻求经济与社会的均衡。经济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当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的政府不可能不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家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地方政府要积极贯彻中央的意图。“十二五”期间,房地产是主导产业,肯定还是广大老百姓普遍关注的产业。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做,可能就比较长远。

    主持人:现在城市化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有位网友问李教授,城市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城市化舍的是“菜篮子”这样的民生,城市化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又如何体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呢?

    李义平:我觉得网友的观点很好,我跟他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一直认为城市化有误区。过去学习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一元是现代产业,一元是传统农业,把传统农业的人转移出来就是城市化了。其实,他们转移农业人口的前提是农业的效率特别高。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城市化,自然而然的城市化,符合经济规律的城市化是有产业支持的,是有产业拉动的,是有消费能力的,是有产业聚集的。

    李义平:我们的江苏、浙江,民间资本有一个聚集的地方,然后拉动消费、需求,自然而然地城市化。而很多地方是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把很多人口转移到城市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这些人的收入不一定就有所提高。刚才网友提到的“菜篮子”,粮价的问题也是这样。

    李义平:今年的CPI价格为什么高?这个网友提的就很中肯。据报道,北京市周边原来有17万亩的土地是菜地,现在只剩下1万亩。居民消费者价格上涨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还有就是供给的问题。这样的城市化,减少了种地的人。很多地方建了很多的广场,很多的亮点工程,很多的空城。我非常推崇城镇化,我们可以让农业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我们把城镇周边的环境,住房、道路、交通都建设得非常现代,就地就业、安家、兴办产业。我觉得这种城镇化可能更适合我们。

    李义平:而大的城市化,北京倒是城市化了,北京倒是大了,每天车堵在路上开不动。一个外国人曾经问我:中国人的平均汽车拥有率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还要低,为什么会这么堵车?在国外所有的人都可以买车,中国13亿人,有很多人一辈子就不打算买车,买车的人占比很少,一平均看起来车的拥有量是很低的。这些能够买车的人都集中在大城市,城市中的汽车拥有量就很高,而且每天早晨都往一个地方开,你想象一下会是什么样子?这可能就是大城市化带来的弊端。我主张实实在在的由产业拉动的城市化,其中更多的应该是城镇化,可能更符合我们中国的情况。我觉得网友说得很好。

    主持人:相信这位网友听了您的解读以后也会欣慰了。

    主持人:今年是西部大开发第十年。十年来我国的西部大开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次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特别强调了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构筑区域经济互补。未来的“十二五”规划对西部是否意味着有更多的政策倾斜和政策支持呢?

    李义平:肯定有倾斜。全国各地互相对口扶持新疆的建设、互相对口扶持西藏建设。西部人民、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保障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它们能够做出的应有的贡献。中国的大部分资源都在西部。如果西部像东部那样的发展,三江源可能早就被破坏了,因为东部很多地方的环境是被污染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西部开发应当是全国人民的西部开发。 

    李义平:中央的政策应当支持西部开发。因为在共和国的棋盘上,东部、西部起的作用不一样,东部就应该更好地发展经济,因为基础条件、交通条件都很好;而西部应当得到支持。另外,西部也要发展,也要开发。 

    李义平:今年7月29号我曾经在敦煌参加过一个活动。我发现古丝绸之路的时候,西部也是发达的,西部当年连接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发达的。后来郑和下西洋,打开了海上丝绸之路,东南沿海一带才发展起来。所以,西部的开发,老区的开发,很大程度上是要开放,很大程度上是要解放思想。这个解放思想绝对不是空话,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没有中国今天的发展。它可以将很多想法、方案解放出来,原来不敢想象的事情想象出来。

    李义平:西部的开发一是中央应当支持,全国人民应当支持;二是自己应该解放思想;三是这种支持,捐献很重要。授人以鱼的鱼很重要,但授人以渔的渔也很重要。陈光标是裸捐,他说他们在西部建工厂,这比把钱捐了更难。要我说一个是狭义的慈善,是捐钱;一个是广义的慈善,办工厂、安排就业。陈光标的捐献在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慈善事业的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宗庆后的做法同样是浓墨重彩的。 

    主持人:在进行未来产业选择的时候,您认为应该政府的选择多一些,还是市场的选择多一些?

    李义平:未来确实存在谁来选择说得算的问题。我前一段时间在长春参加一个会议,我提到规划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变为现实。我说我们看到太多的“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有心栽的花不符合经济规律,无心插的柳符合经济规律。可以找到有政府干预和政府支持最终成功的案例,比如说韩国政府规范企业每一步的发展方向,然后强制性的出口;这个出口很重要,出口是在国际市场上拼搏。在国内的市场上拼搏和在国际市场上拼搏是不一样的。 

    李义平:有一个叫迈克尔·波特的美国经济学家对日本的经济进行过长达八年的研究,写过一本书叫《日本还有竞争力吗》。韩国政府给企业指引方向,要求你在国际市场上打拼。当年宗庆后选择娃哈哈,没有人让他选择,娃哈哈也做得很好。当年李书福选择汽车产业,他做得也很好。政府制定具体的发展方向、具体的规则、具体的技术标准,特别是涉及到尖端的、国家安全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政府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其他的具有竞争性的产业,政府去创造竞争环境,让市场选择哪个产业能够胜出。这应该是比较好的。

    主持人:李教授,您作为经济学专家,对“十二五”规划一定有自己的看法。请您给我们谈一谈。

    李义平:“十二五”规划是在关键历史时期,是在中国人民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时刻做出来的,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我看了一下“十二五”规划,搞得很好。现在问题是我们也见到了太多规划做得不错,而落实不好。要把规划变成各级政府和人民的行动,需要很多具体的措施。

    李义平:有很多措施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比如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一直在思考招商引资的模式。我们需要招商引资,我们没有资本、技术,但是,招商引资的逻辑前提好像就是我们没有资本,我们没有技术,我们有便宜的劳动力,我们有便宜的资源,我们有市场。这样的话,招商引资现在看来也没有招商出一个先进的技术来,品牌也不是我们的。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不要招商引资了,而是我们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新的层面,我们可以以新的方式通过互利合作,发展我们自己的技术。

    李义平:如果我们还是以原来的思路、习惯、做法,大概很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外,我还特别注意到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干部应当有新的政绩观,也就是对干部的考核标准一定要改变。这就像高考指挥棒一样,如果没有把社保、稳定、和谐等内容纳入进去,仅仅是考虑GDP的增长指标,一些地方干部就会不择手段地追求GDP。

    李义平:所以,实现“十二五”规划,很大程度上在于改革,改革一系列的制度,特别是政府与市场间相互关系的协调、干部的选拔标准和选拔机制问题。我们依靠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我们提出上层建筑应当适应经济基础,应当对经济基础有一个更积极的推进作用。我们必须继往开来地进行改革。“十二五”规划的发展方向要求什么样的改革,什么样的改革就应当跟上去,这样就可以把“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

    主持人:今天听李教授这么详细地解读“十二五”规划,我们有理由相信“十二五”规划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请李教授再跟各位网友讲几句话。

    李义平:“十二五”规划是很好的规划,让我们理解规划,让我们全力以赴地去实现规划。当规划实现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是又好又快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就可以大踏步地高质量地提高。谢谢各位网友,谢谢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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