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高利贷致命链条：利率管制下的资金价格扭曲

　　银行资金、民间借贷再度纠结在一起，而核心症结所在，正是中国利率管制下的资金价格扭曲。当前一系列应对之举多为应急，真正的解决之道仍在于为民间借贷寻求制度层面上的解脱

　　10月4日午后，温州市鹿城区绣山路上的警察开始多起来。路过的出租车司机略感意外，有司机称：这架势，和两个多月前温总理来温州处理动车事故善后时一样。

　　司机恰好言中。彼时，因为愈演愈烈的高息借贷事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在当地，听取温州市委市政府有关民间借贷问题的汇报。随行的还有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财经部委高官，阵容强大，气氛凝重。

　　以民间借贷活跃而著称的温州，从未像当前这样引人瞩目。

　　就在温家宝一行抵达浙江前一个月内，超过60名温州企业老板因为资金链断裂而跑路，有的则因此跳楼，民间高利贷崩盘之说迅速蔓延。

　　更严重的是，已经浮现的危机，并不仅局限于民间借贷市场。历史再度重演，此次民间高利贷的疯狂，已涉及部分国有企业和正规金融机构。民间借贷资金链的断裂，恐再度将商业银行等金融“正规军”拖下水。

　　据温州市金融办、银监分局、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初步统计，此番老板跑路所牵扯到的银行信贷“窟窿”约200亿元。一位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随着调查的深入，信贷“窟窿”和民间借贷规模都会继续扩大。

　　根据官方统计，截至8月末，温州市各银行机构贷款余额6123亿元，而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且以每年14%的速度继续增长。

　　如果“窟窿”全部转为坏账，当地银行不良贷款率将在8月底0.37%的基础上飙升10倍，形势逼人。

　　根据官方媒体公开的报道，温家宝在10月4日的会议上提出四点意见：一要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二要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三要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延长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

　　而在四天前，温州市政府在9月2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已宣布一系列应急措施，第一条就是对中小企业“加大信贷资金保障力度”。

　　在国庆节前迅速扩散的恐慌情绪，至此略有所缓和。而对民间借贷链条的调查与艰难破解，则刚刚开始。

　　谁在放贷

　　违规揽储的大旗之下，制造业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公务员、官太太、普通民众均被“招安”，有钱出钱，纷纷介入高息借贷

　　民间借贷各国皆存，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这在某种程度上可对正规金融拾漏补缺。然而如果其短时间内过于活跃，则往往预示着金融动荡为期不远。

　　今年以来，随着宏观政策的逐步收紧，中国各地民间借贷均呈迅猛发展之势。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今年银监会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上估计，全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达3万亿元；中金公司9月底发布《中国民间借贷分析》报告称，2011年中期民间借贷余额 3.8万亿元，同比增长38%。

　　据统计，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共发布107份关于“委托贷款”公告，涉及52家上市公司，累计贷款额度超过160亿元，同比增长约38%。人民银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其他”类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上半年为2033亿元，同比增长67.7%。

　　在银行信贷资金收紧的大势之下，这些逆势流动的资金来自何处？

　　温州市金融办估计，当地的民间资金中，来自本地企业的资金占30%，当地居民闲置资金占20%，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资金分别占20%，其中部分资金可能是通过银行个人贷款的渠道间接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

　　但《财经》记者接触的金融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资金池支持，民间高利贷市场未必能掀起巨浪。

　　多位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民间借贷的资金池主要由“闲钱”组成，而国企和银行资金最为丰裕。尽管温州由于国企少而民企多，国企资金占比相对偏低，但其他地区的国企依旧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将资金注入温州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微博)撰文认为，自1993年以来的民间高利贷风潮皆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作为资金的主要供应方。

　　他认为，经过改革后，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管理已经比上世纪90年代有较大的改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企业在这一轮的高利贷热潮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商业银行花样翻新的各种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成为变相的高利贷产品，国有控股企业利用信贷优势普遍当起了资金掮客。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最近一年多来，银行表外资产暴涨，仅理财产品一项，今年上半年规模即已达8.5万亿元。在收益率上，银行理财产品回报率动辄5%－8%，而信托年利率一年来已上涨了50%，突破20%。如此高息揽来的资金唯有进军民间借贷市场，方能覆盖其财务成本。

　　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在信贷和资金上的反常之举，已引起监管层的重视。

　　7月份，银监会召开第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批评银行对于大型集团客户，特别是资金池吸引了大量贷款资金的央企客户缺少贷款流向调查，“部分银行遇难而退，甚至放弃了对去款走向和用途的调查，不提出受托支付的要求，使自己却背负了无限的责任”，“大量财务公司资金不是用在自己核心主业和主体集团的成员，(国企)财务公司变成半个银行了，成何体统”？

　　包括铁道部在内的部分大型央企，旗下普遍设立财务公司，对银行债务“统借统还”，银行对信贷资金流向的详尽监管因此形同虚设。在今年民间借贷利率飙升的背景下，部分国企资金以种种方式，或明或暗涌入民间借贷资金池。

　　温州某工业部门负责人观察到，最近一年间，国企大量注册二三级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业务，通过“融资铜”等实物贸易获得进口信用证(通常六个月)贷款，并利用信用证的期限差从民间借贷市场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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