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高利贷致命链条：利率管制下的资金价格扭曲(3)

　　在民间高利贷市场刚刚出现崩盘先兆之时的7月，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已作出预测：“从今年4月份出现负增长以后，大中型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的同比上涨，从正变成负，估计还有三个月到五个月(即今年四季度)的时间就顶不住了。”

　　全国范围内，往年“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在今年变得惨淡，而老板纷纷跑路之后，温州高端楼盘绿城广场售价在9月急挫30%，跌至9月底的5.1万元/平方米。

　　尽管如此，仍不乏房地产企业自信地认为，政府迟早要施以援手。某房地产企业负责人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不少呆账坏账，主要依靠未来地价来覆盖之前的财务成本，因此，地方政府不能让房企大量死亡。

　　而在当前紧缩的信贷政策下，制造业中小企业必然率先倒闭，然后就轮到了资金次丰裕的民间金融机构，而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最为丰厚，一定是最后一个死”。

　　他相信，房地产企业能扛到政府救助的那一刻。

　　政策转向

　　按照当前一年期贷款利率6.56%计算，最高上浮30%意味着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利率上限被锁定在8.52%

　　针对事实上存在的民间高利贷与商业银行间的灰色交易，温州金融监管当局曾一度出手，试图斩断其通道。

　　自7月初王晓东的资金传销崩盘之后，温州各家银行一方面收到金融监管机构的指令，一方面为己身的信贷安全，对王晓东的投资公司所在地——龙湾区永强镇展开排查。

　　无论是彼时还是今日，永强始终是高利贷最为猖獗之地。

　　排查之后，不少银行停掉了龙湾区、瑞安市的对公贷款，特别是对永强镇的贷款请求，全部予以驳回。

　　建行温州分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对公业务是此番资金链断裂的重灾区。由于贷款流向监管薄弱，银行考虑到高利贷风险，为避免对公贷款窟窿越来越大，不得已而拒贷。

　　截至8月，温州市银行业机构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373亿元。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表示，这表明部分企业的融资状况不乐观，但同时，部分企业的关停倒闭已经影响部分商业银行的贷款安全，而且“潜伏的风险在增大”。

　　随着老板资金断裂而纷纷跑路，温州金融监管者的态度遂产生180度的转变。

　　在9月29日出台救急措施的同时，温州市政府要求“各银行业机构要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贷款规模，确保实现年初确定的新增贷款1000亿元的目标”“确保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贷款平均增速，对中小企业不抽贷、不压贷”“从现在起，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实行利率优惠政策，贷款利率上浮最高不得超过30%，同时，不得强制贷款企业购买理财产品，不得与企业贷款挂钩，不得变相收取企业手续费”。

　　按照当前一年期贷款利率6.56%计算，最高上浮30%意味着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利率上限被锁定在8.52%。而在温州市政府对银行业的“禁令”出台之前的一年内，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被银行业的各种“苛捐杂税”所迫，付出实际利率在12%－18%之间。其中，贷款利率普遍上浮50%。

　　9月30日下午，邮储银行温州分行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落实温州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行长陈光龙表示，将积极向上级行进行规模申请，已向省行提出在现有信贷规划的基础上，年底再增加5亿元的信贷规模。

　　换言之，9月下旬之后，温州银行业机构将一改过去21个月内“以价补量”的思路，转为“以量补量”。

　　而温州市政府已派出25个工作组进驻银行，实地督导银行运作。

　　制度解药

　　温州等地出现的高利贷乱局，是货币困局下的畸胎，市场扭曲下的金融乱象

　　尽管救急措施频出，但民间高利贷崩盘的根本解药仍在制度层面。

　　9月29日凌晨，张震宇在一份起草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利率双轨制的存在和商业银行本身对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经济实体，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7月7日，央行年内第三次加息，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提升为3.5%和6.56%，同时，活期存款利率被确定为0.5%。7月当月的CPI涨幅则为6.5%，实际负利率利差仍高达3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民间市场利率一路飙升。温州市政府资料显示，当地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已从年初的23.01%猛增至9月25.44%的阶段性高位。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市场实际利率远不止此。在有抵押物的情况下，利率为月息1分至1分5厘(即年利率12%－18%)，短期抵押(一周至三个月不等)贷款利率普遍已上涨至月息2分5厘至3分(即年利率30%－36%)，无抵押贷款月息已高达月息5分至6分(即年利率60%－72%)。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微博)认为，抬高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并不能真正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地下金融繁衍生殖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只有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才可能改善利率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和资金配置低效的局面。

　　而此轮宏观政策调整，被外界视为加剧中国金融痼疾的催化剂。

　　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银行信贷规模在2009年同比增长三成，达9.7万亿元，次年再增两成，“合计五成的新增信贷资金也要寻找出口”。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微博)表示。

　　在那场信贷盛宴中，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国企获得天量贷款，以政企不分的铁道部为例，其所获2万亿元信贷利率普遍被下浮10%。

　　就在铁道部获得天量信贷的关口，有抵押的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约为10%，无抵押年利率则在30%－40%，而国企信贷资金价格尚不足年利率5%，近乎百分百的回报率开始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进一步放大。

　　紧接着央行启动新一轮总量紧缩的调控，1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创纪录的21.5%；同期，央行还5次加息，通过价格控制产能扩张。银行放贷规模明显缩减。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温州等地出现的高利贷乱局，是货币困局下的畸胎，市场扭曲下的金融乱象。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撰文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急剧调整，令银行的借贷业务萎缩，并向大企业倾斜，中小企业受害颇深。

　　另外，基准利率未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做出适当的调整，导致资金的价格信号失效，民间利率与政策利率脱节。体系外融资活动剧增，说到底是银行中介功能弱化的结果。当然，房地产市场的炒作和不规范，带来了需求方的问题。而民间借贷的灰色性质，又导致了监管上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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