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国际新挑战叠加下的中国经济展望

 　　回顾中国经济增长的历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非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阶段，后四十年是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所谓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就是沿着比较优势量力而行，当资本存量比较少、人均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就搞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量力而行，但是前三十年显然不是。前三十年通过重点发展重工业快速积累了资本、快速提高了教育和公共卫生水平，这些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之所以比较成功，是因为比较灵活地应用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建议，比如动员劳动力、积累资本、推动技术进步等。姚洋分析了不同时间段上劳动人口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在某种形式上说，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一定的偶然因素，那就是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增长。

　　展望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姚洋介绍了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一书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他框定了三个经济收敛条件：城市化率、教育水平、劳动人口比例。前两个是加分项，第三个是减分项。基于此预测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他认为，从GDP总量看，2030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人均收入来看，到2050年，中国也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跻身高收入国家。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的政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对于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的成功，最简单的解读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开放就是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将来应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但在具体做法上，可能会需要一些改变。比如，双轨制改革策略要转为竞争中性策略、不对称的改革策略要进一步市场化、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在国际环境变化下，一方面要更加重视国内需求对支持增长的作用，但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一定要坚持开放。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提醒道，理性思考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不能简单地说是有利还是不利、顺畅还是不顺畅。“因为一个环境，特别是国与国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既有外国对我们的一面，也有我们怎么对外国的一面，是相互观察、相互判断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疫情发生之前的基础没有什么变化，疫情只是暂时把生产节奏放慢了，其他像债务、贸易结算货币、贸易许可、技术标准、海关规则等“软件”都没有变化。但是疫情不管是今年年底还是明年结束，它都放大了一个国家对产品链、产业链的“安全、可控”追求的紧迫性。

　　査道炯指出，一是要坚持技术标准的全球性的互联互通，按技术类别考虑全面。二是要长期提升优化产品加工和集成的能力，以及提高跨国物流的组织能力。不能自持巨大的国内市场，一定要提高产品跨国兼容的能力。三是牵头增强对国际产品通关政策的协调。

　　査道炯认为，未来我们应做好五个方面的事情：第一，管理好与其他市场之间的经济距离。第二，加强合规制度的建设，包括中国的法规、中国认可的国际法规等。第三，调动全球人力资源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第四，在国际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精神。第五，应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外交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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