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传媒体制:历史沿革与发展完善(2)

　　二、模仿：计划经济时期传媒的领导和管理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和国家事业经受许多坎坷、挫折。在经历巩固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党将工作重点转向国家建设。30年期间，我国新闻传播事业走过了一段曲折艰辛的道路，党在领导新闻传播事业方面既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也留下了不少需要记取的沉痛教训。

　　党领导下的传媒事业应该实行怎么样的体制?共和国成立后，就成为多方探讨的问题。最初，我们意识到政府的作用，并开始建立一些规范制度，建立政府管理体制。1954年先后派出多批代表团访问苏联真理报、塔斯社以及全苏广播系统，新闻界“一切向苏联看齐”，人民日报、新华社都以其为样本，调整、重组相应体制，苏联传媒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对我国传媒产生极大影响。由于全国经济社会实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党包揽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事务，加上完全照搬苏联传媒模式，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我国传媒体制基本是战时状态党报体制的扩展和沿续。到“文革”期间，造反分子“踢开党委闹革命”，媒体实际已失去党的领导，成为少数阴谋家篡党夺权的工具，党以及党领导的媒体形象受到严重破坏。

　　指导理念方面，过度强调传媒为政治斗争服务，媒体其他多样性功能受到削弱。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媒体主要任务是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造势，甚至被极端化地作为大批判、大论战的阵地。而传递信息、推动发展、表达民意、文化娱乐、舆论监督等多样性功能受到淡化甚至抹杀。为承担政治任务，媒体报道报喜不报忧，观点先行，编造事实，内容浮夸，“假”、“大”、“空”报道满天飞，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连最高决策者都无法通过媒体了解真实社会情况，媒体的特性和公信力严重受损。

　　党委领导统一包揽，代替政府管理，对传媒的领导和管理主要依靠党的工作手段，即思想政治、组织人事和纪律约束。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中央政府曾经设立管理新闻、广播、电视等行政机构，颁布全国性传媒登记法规，实行党政分开。即，党的宣传部门摆脱实际行政事务，集中于党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导宣传教育工作，制定宣传文化政策。政府行政部门在党的领导下管理文化传媒行政事务。这种尝试不久即被打断，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纷纷撤并。媒体所有传播业务由党委统一负责，这意味着对传媒的领导和管理主要依靠党的思想政治、干部人事和纪律约束来进行，无法发挥各种行政资源的作用，领导和管理方式内部化随意化，方式方法直接简单。由于政治斗争的扩大化，对媒体的正常领导、管理往往被不正常地演变成思想斗争和政治批判。

　　媒体机构普遍行政化，党委对媒体业务、事业发展、从业人员实行统一管制。把报刊、广播、电视机构作为党组织的一部分，列入党委、政府机构的组成序列中，实行组织化领导、行政化管理。对媒体如同对待党委、政府机构一样，主要通过会议、文件、指令等下达目标任务，进行管理检查。媒体的职能设置、干部任命、人员编制、机构岗位、人事变更等，均由领导部门决定。媒体内部参照党政机构设置部门、岗位，用行政命令方法指挥传媒业务。党委、政府集媒体的所有者、举办者、运营者、管理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统辖各级各类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媒事业单位，事无巨细地计划、安排、处理媒体人事、财务、生产、分配，对媒体的任务、指令整齐划一，不顾实际地采取“一刀切”。党委、政府与媒体之间责、权、利关系不清，政事不分、管办不分。传媒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附属物，基本失去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媒体和从业人员无法按新闻规律工作，成为按长官意志办事的“工具”、“部件”。

　　实行事业体制，媒体完全由党委政府主办、主管、主营。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体制，作为财政投入的事业单位，实行统收统支，从纸张原料、印刷设备、产品发行、设备供应等经费投入均从财政收入中提取划拨，主管部门直接安排生产资料配置、产品生产和分配，传媒单位按照财政提供经费组织生产，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实行计划分配，基本无偿提供部分人员使用。职能上，传媒以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任务为主，不同社会发生直接联系，没有来自群众的需求，传媒不需要考虑读者观众的感受，职能定位与受众需求存在严重偏差。资金上，完全依靠政府拨款，不计成本，不讲利润、效益，不能向银行贷款，不能同其他社会资本打交道，也没有任何积累推动扩大再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人事上，传媒作为事业单位按照上级要求设立岗位，核定人员编制，需要的人进不来，不需要的出不去，人浮于事与人才缺乏同时并存。劳动分配上，作为事业单位的传媒内部人员工资相对固定，职工间平均吃“大锅饭”，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抑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间我国的传媒体制，突出特点是以行政命令为主，党政统一包揽，内容事无巨细，管理简单直接。这种体制在保证媒体宣传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巩固新中国政权，宣传、教育、鼓动群众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我们党没有自觉地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偏离正常轨道，加之受苏联经济体制和传媒体制的深刻影响，传媒体制集中表现为单一的党的领导，而政府管理、自身运营、社会监管等未能充分发育，不可避免地出现以党代政的现象。这些都使得我们在媒体领导和管理中出现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媒体丧失自主权，无法反映社会真实情况，人民群众愿望呼声不能充分表达，报刊“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内容死板，千报一面。

　　1957年，毛泽东曾考虑过对新闻媒体放宽管理的问题：“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但随之而来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使他的这些思考和探索没有进行下去。党和大众传媒的关系经常处于不正常乃至畸形的状态。二是传媒生产效率低下，资金、人才资源严重浪费，发展动力不足，阻碍了事业发展。全国除中央、省级党报党刊之外，其他类型报刊少有存在，报刊结构极其单一。一些如《新民晚报》等影响久远的晚报、专业报纷纷停刊。传媒事业在30年间饱受艰辛，陷入凋敝和停顿状态。以报业为例，1950年全国有报纸140种，1958年达到1776种，1968-1970年跌到42种，1976年仅有236种。传媒覆盖狭小，传播事业近乎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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