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传媒体制:历史沿革与发展完善(4)

　　回顾我国传媒新时期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可以发现这样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是政治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经济上适应形势改革创新，在微观搞活的过程中注重宏观调控。新时期传媒领域的改革探索，在政治方向上确实出现过一些波折，由于邓小平、江泽民等两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媒体的领导，传媒领导体制在改革进程中得以沿着正确方向进行。健全行政管理体制，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改革，上世纪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行政管理部门对媒体人财物的微观管理逐步减少，向法规、政策等宏观管理转变，逐步提高政府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经营体制方面，在原有的事业体制框架内，赋予传媒单位更多经营自主权，开拓市场经营业务，一些企事业单位尝试探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之路。这一时期，传媒领域呈现出领导体制进一步加强、社会体制初步确立，管理体制、经营体制不断探索的趋势。这些体制上的重大变革，突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党报体制，有力促进了我国传媒业繁荣发展。我们党对传媒业的领导和管理向着体系完备、层次丰富、形式多样的现代传媒体制迈出了重要步伐。

　　二是通过试点探索积累经验，走出一条先扩大增量、再盘活存量的渐进稳健之路。传媒改革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敏感性，新时期传媒领域的体制创新，基本上是先由个别地区、基层单位首创或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铺开，是新时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想在传媒领域的具体体现。在传媒结构方面，都市类媒体探索市场化运营方式，获得快速发展，相关经验做法被引入党报党刊，激发党报党刊的改革创新;广播电视从综艺、娱乐、影视剧方面开始探索，取得经验后引入新闻、专题类节目。在体制层次方面，在探索媒体行政管理体制的同时，管理部门逐步释放媒体自主经营权，让媒体从市场上获得发展的资金、人才、市场，将市场和受众需求转化为发展动力，而政府则在法规政策、结构布局、市场监管方面下功夫。

　　可以说，上世纪80、90年代开启的这场变革探索，虽然未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传媒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管理职能未能够实现彻底转变，法律、政策框架也刚刚迈出实质性步伐，却已经激发出传媒业发展的极大活力，显示出体制创新的巨大作用。同时，这一时期的改革，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使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的程度基本适应。无论是发展增量、盘活存量的改革路径，还是渐进变革、务实稳健的改革进程，都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智慧。

　　三是吸收借鉴国外经验，整个过程始终伴随着认识不同、经常试错的现象。上世纪80、90年代期间，传媒领域反思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和弊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市场经济下媒体经营、管理的做法，国外传媒经营特别广告、发行、营销的经验，以及媒体集团化、集约化、市场化的思路和模式，都为我国传媒界所关注、借鉴。期间，一些地方用行政推动方式组建媒体集团，在经营体制放开时，又在行政体制上增加层级，未能化解“管”与“放”的矛盾，也反映出我们对传媒体制多层次结构关系的认识尚不够清晰，在传媒体制创新的方向、路径和方法上存在疑惑。这些认识的误区势必造成传播领域改革探索中难以避免的一些失误、偏差。比如，反思计划经济对传媒经营体制的束缚时，有人把问题归结到媒体的领导体制上，要求完全照搬西方传媒体制和模式，流露出摆脱党的领导的倾向。比如，在实际操作中，有人把媒体作为一般性的赢利机构，过分强调经济效益而放弃社会责任，出现单纯追逐市场利益、“眼球”效应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这一时期传媒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为传媒领域更加清醒的改革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富。

　　四、自觉：新世纪新阶段传媒体制的整体建构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党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以人为本作为执政兴国的基本理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政治体制，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为我国传媒业的改革发展创造出良好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新世纪以来，国内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特征更趋明显，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特别是网络化对我国传媒业带来深刻影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传媒领域坚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总结过去传媒业的经验教训，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总要求，更加自觉地推进传业的改革创新。在中央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后，我国传媒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传媒采取不同的改革路径，把加快推进传统媒体体制创新与健全新兴传媒体制同步推进，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传媒业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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