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传媒体制:历史沿革与发展完善(6)

　　这一时期传媒体制改革和完善具有这样几大特征：

　　一是尊重传播规律，党管媒体的科学化水平明显提高。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对传播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新的水平。准确把握媒体多方面功能，根据提高执政能力的要求，把媒体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全面发挥媒体综合功能而不再突出某一功能、忽视其他功能。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发挥媒体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党在执政的条件下使媒体成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交流的桥梁，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新境界。准确把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传媒业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把握传媒业发展对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准确判断当今世界传媒业发展趋势，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卫生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作出文化体制改革重大决策。李长春提出，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与规定都要改革，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准确把握传媒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充分把握传媒业的意识形态特点，坚持正确导向;同时，重视传媒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商品特性，推动媒体通过占领市场的方式赢得受众、扩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把不同性质、功能、定位的媒体类别分别划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采取不同政策措施、工作方式推进传媒业发展。

　　二是注重战略思考、系统设计，传媒体制改革发展整体推进。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传媒体制的变革主要来自基层首创、局部试验，那么新世纪以来的传媒体制改革更多来自顶层设计、战略思考。着眼信息化、全球化，立足于对内主导社会舆论、对外影响国际舆论，对我国传播能力以及未来传播业态等进行顶层系统设计，使新世纪以来的传媒体制创新具有鲜明的整体性、超前性、建构性。新世纪以来，传媒业的改革发展不再是局部的摸索、尝试，而是提出重大战略思考——设计规划方案——经过试点探索——不断扩展铺开的系统过程，建构起从思想到行动的“路线图”，引导传媒按照系统完整的战略规划进行创新。不论推进传媒体制改革，加强传媒应急体系建设，还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都是先提出战略思想，提出研究课题，制定工作意见，组织专家编制规划，在一些领域、地区试验取得经验，然后再全面实施。这些措施统筹发展与改革、宏观与微观、对内与对外、事业与产业、宣传与经营，使各项改革相互协调、各项政策相互衔接，表明我们推进媒体体制改革的思路更加清晰，改革、发展和管理的措施更加有力，充分掌握了工作主动权、主导权。

　　三是改革发展与管理同步推进，确保导向正确、事业发展平稳。传媒体制改革十分敏感。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把该管的管起来，把该放的放下去，使管理建设与改革发展的步伐相协调，相互促进。在媒体类型上，积极推进传统媒体体制改革，抓住媒体经营不善、动力不足的问题，推进媒体经营体制改革和内部机制创新，抓住非时政类报刊、重点新闻网站转企改制，使之更好地在市场中竞争发展，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针对互联网、手机等新型媒体，抓住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管理盲区的问题，着眼规范，建章立制，纳入管理体系。在体制结构上，一方面在媒体微观层面用市场经营体制取代部分行政管理体制的功能，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政策法规，提高宏观调控能力;既注重减少行政干预，又注意充实和发挥社会力量加以规范约束，从而把推动体制改革与完善体制保障结合起来，把改革发展与管理统筹起来。党的十六大以来，既是我国传媒领域改革力度最大、传媒业繁荣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媒体导向把握最稳的时期。我国传媒能够在各项重大事件报道、重要宣传战役中完成各项任务，经受住重大考验，就是有力证明。

　　当前，我国政治体制不断完善，经济体制深入调整，文化体制深刻变革，社会体制正在转型，现行传媒体制在这样大变革、大发展时代，仍然处于改革创新和发展变化之中。其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宏观体制的转型和完善尚未完成，行政管理体制伴随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仍在深入推进，经营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需要继续探索，职能定位在信息化、网络化的背景下面临重新分化，社会体制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方面中有待进一步增强，这些都必然要求并带来领导体制的适当调整和领导水平的大幅提升。第二，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与各级各类媒体之间，既存在根本目标与总体利益的一致，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具体目标和现实利益上的一定差别。这要求宏观体制需要建立更加稳定、透明的制度规则，提高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同时也要强化微观体制的基础性作用，切实把宏观体制的主张意图转化为微观运行的自觉实践。第三，传媒微观体制形态丰富，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行业各具特色，结构布局覆盖中央、省、市多个层级，由于分属不同行政部门，内容单一、功能重叠、软小散乱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这些必然带来现行传媒体制体系庞大、结构复杂，运转中存在局部或偶然的不畅。第四，无论宏观体制还是微观体制，无论是党的领导、政府管理还是行业规范、社会监督，对于传媒来说，都属于外部“他律”性的规制。传媒体制改革创新，关键在于积极借助“他律”力量时，打造传媒业的核心理念，重塑富有时代特点的传媒文化，将外部约束转换为内部自觉，实现媒体有效“自律”。为此，我们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根据时代发展的变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把握现代传播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传媒理论引领实践，推进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使我国传媒发展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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